“霍西尼”派出所和警官“和稀泥”式调解应被追责！

——评湖南祁东“扶老人赔1.9万”事件

文/连大有

2006年，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去扶？——南京鹏宇案

2026年，不是你的错，你为什么要救？——祁东救人案

社会绝对不能变成是非不分，礼崩乐坏的样子。社会风气的形成和每个司法工作人员有关。

——大有说法

一、事件回溯：一场善意救助为何演变成“花钱买罪受”

2026年8月17日，湖南衡阳祁东县发生了一起令人唏嘘的事件。一名老人因身体不适，走进当地一家棋牌店休息，不到一分钟便晕倒在地。店主肖爱华发现异常后，没有丝毫犹豫，立即上前搀扶，将老人转移至门口通风处，同时喊人帮忙拨打120急救电话，全程守护直至救护车抵达。

这原本应是一个普通人尽力施救的暖心故事，然而事态的发展却急转直下。老人最终因自身疾病过重，抢救无效离世。家属在回看监控后，认为店主“施救方式不当”，向店家提出高达10万元的索赔，甚至威胁“不赔偿就把老人遗体放到牌馆门口”。

在辖区派出所的两次协商调解下，赔偿金额从10万元“砍价”到1.9万元，店主最终以“人道主义补偿款”的名义转账支付，双方签署调解协议。

然而，这笔钱的性质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老人系突发疾病死亡，无外力伤害、无争执冲突，排除刑事案件。现场视频清晰显示，店主全程积极施救，及时报医，行为善意正当。

当地有关部门在调解中也明确认定：“店主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

既然无责，为何还要赔钱？

这个看似简单的追问，不仅戳中了基层治理中最敏感的神经，还显示部分工作人员没有是非观，“和稀泥”式办案，这不仅寒了热心群众的心，更带坏了整个社会风气，一颗“老鼠屎”瞎了一锅汤。

二、调解结果剖析：1.9万元买来的不是正义，是“息事宁人”

从法律层面审视，这起调解的结果几乎找不到任何正当性支撑。

首先，“好人”主动施救不应担责。《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明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就是民间俗称的“好人条款”，其立法初衷正是为了消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鼓励社会成员在紧急情况下伸出援手。在本案中，店主的行为完全符合善意救助的构成要件——主动施救、无重大过失、救助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从任何角度看，店主都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其次，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分析，民事赔偿以过错责任为基本原则。老人系自身疾病导致死亡，店主不仅无过错，反而实施了积极的救助行为。即便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本案也不属于法律明文规定的特殊侵权类型。因此，家属的索赔请求在法律上根本站不住脚。

那么，这1.9万元究竟是怎么“谈"出来的”？据店主儿子透露，最初店家出于邻里情谊，愿意拿出两三千元作为慰问金，但家属坚持索赔10万元。在派出所的“协调”下，双方最终各退一步，以1.9万元“成交”。这样的派出所应该改名为“霍西尼”派出所。

这种“和稀泥”式调解的本质，是用金钱购买暂时的平静，用模糊责任换取表面的和谐。它遵循的不是法律逻辑，而是一种扭曲的“维稳逻辑”——“谁闹谁有理、谁弱谁有理、谁死谁有理”。在这种逻辑下，是非对错被搁置，法律底线被让渡，最终形成“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的畸形生态。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调解模式传递出的信号是毁灭性的：它告诉社会公众，做好事可能要付出代价，见义勇为可能惹祸上身。

当善意救助需要“花钱买平安”时，谁还敢在危急时刻伸出援手？当“人道主义”成为和稀泥的挡箭牌时，法律的尊严何在？

三、和稀泥式调解为何屡禁不止：基层治理的深层困境

“和稀泥”式调解并非个案，而是一种在基层治理中长期存在的顽疾。要理解其成因，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剖析。

第一，“维稳压倒一切”的考核导向。 在基层治理的考核体系中，矛盾纠纷的化解率、信访量的控制往往占据重要权重。对于派出所、司法所等基层单位而言，一个案件的“妥善解决”往往被简化为“双方签字、不再上访”。至于解决方案是否公平正义，是否经得起法律检验，往往不是首要考量。正如一位评论者尖锐指出的：“用老人遗体闹事的人，比小店主难搞吧？按敲诈勒索罪调查、判刑，KPI包含这一项吗？损害公信力，老人出门没人帮助，不是我的KPI啊。“在这种激励结构下，基层工作人员自然倾向于选择“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让好说话的一方让步。

第二，“死者为大”的传统观念与“同情弱者”的思维定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死者为大”的观念根深蒂固。一旦有人死亡，无论原因如何，相关方似乎总要承担一些“责任”。这种观念在基层调解中往往被放大，调解人员容易陷入“和事佬”角色，认为“人都死了，给点钱安慰一下家属也是应该的”。然而，这种“同情”一旦越过法律边界，就变成了对无理诉求的纵容，对守法者的不公。

第三，基层执法者的法律素养与担当精神不足。 部分基层调解人员对法律的理解停留在“和稀泥”层面，缺乏准确适用法律、敢于坚持原则的能力与勇气。面对家属的哭闹、威胁，他们往往选择“各打五十大板”的折中方案，而不是旗帜鲜明地指出：你的诉求没有法律依据，我们不会支持。更有甚者，个别调解人员将“调解成功”等同于“工作成绩”，将当事人的妥协视为自己的“调解艺术”，完全忽视了调解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第四，对“闹事”行为的软弱与纵容。在本案中，家属声称要把老人遗体放到牌馆门口，这已经涉嫌以威胁手段索要财物，已经构成敲诈勒索。

然而，面对这种明显的违法行为，基层部门没有依法予以制止和惩戒，反而将其作为“协商筹码”纳入调解考量。这种处理方式，无异于向“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歪风邪气低头，是对法治精神的公然背离。

四、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什么：法律必须亮明底线

面对此类事件，正确的处理方式应当清晰、坚定、毫不含糊。

首先，公安机关应当在调查清楚事实后，第一时间明确责任归属。 本案中，公安机关经调查已确认店主无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这一认定应当成为调解的基准线，而不是被“人道主义补偿”模糊掉的参考线。调解可以讲人情，但不能没原则；追求案结事了，更不能以牺牲是非为代价。

其次，对于家属的无理索赔和威胁行为，应当依法予以明确警告。 如果家属以“停尸闹事”相威胁，已经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甚至构成敲诈勒索罪，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介入，而不是将其作为“调解筹码”。法律应当保护弱者，但绝不保护以“弱”为武器的违法者。央视网对此评论一针见血：“有责依法担责，无责理直气壮。保护善意，法律不能和稀泥。”

再次，调解应当建立在双方自愿、合法的基础之上，而非压力之下的被迫妥协。 店主之所以同意支付1.9万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母亲因此事出现严重身体不适”，“为免精力耗损无奈接受”。

这种基于身心压力而非真实意愿的“调解结果”，本质上是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侵害，与调解制度的初衷背道而驰。

最后，对于善意救助者，社会应当给予褒扬和保护，而非让他们“花钱买平安”。 《民法典》的“好人条款”不是摆设，它需要执法者、司法者在每一个具体案件中予以激活和捍卫。只有让善意救助者感受到法律的坚实后盾，才能消除"扶不扶"的社会焦虑，才能让见义勇为成为常态而非冒险。

五、如何避免和稀泥：从个案纠错到制度重构，对“和稀泥”的办案人员依法追责

要避免“和稀泥”式调解的反复发生，需要从制度层面进行系统性重构。

一是改革基层考核机制，将“依法调解”纳入核心指标。当前基层“唯结果论”的考核方式，客观上助长了“和稀泥”倾向。应当将调解的合法性、当事人的真实意愿、法律原则的坚守程度等纳入考核，而非仅仅看"是否签字结案"。对于以牺牲法律原则换取"调解成功"的案例，应当建立倒查问责机制。

二是建立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机制。对于涉及重大利益、可能存在胁迫或显失公平的调解协议，应当允许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申请司法审查或撤销。本案中，店主在舆论压力下最终获得了退款，但如果没有舆论关注，这1.9万元可能就此石沉大海。制度应当为弱势群体提供常态化的救济渠道，而非依赖偶然的舆论曝光。

三是加强对基层调解人员的法律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调解不是“和事佬”的江湖，而是法律实施的重要环节。调解人员必须具备扎实的法律功底和坚定的职业操守，敢于对无理诉求说“不”，敢于在压力下坚守法律底线。用和稀泥换来的息事宁人看似是化解矛盾，其实质是助纣为虐，善恶不分，是非不分。

四是依法惩治“闹事式索赔”，维护法律尊严。对于以威胁、恐吓、聚众闹事等手段索要财物的行为，公安机关应当依法果断处置，不能以“化解矛盾”为名行“纵容违法”之实。只有让“闹”不再成为获利手段，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谁闹谁有理"的歪风。

五是完善对善意救助者的保护和支持机制。 除了法律上的免责条款，还应当建立见义勇为的认定、褒扬和救助机制，让善意救助者在面临无理索赔时能够获得法律援助、心理支持和经济补偿。本案中，当地企业家向店主送上2万元慰问金，虽是善意之举，但终究不能替代制度的保障。

六对和稀泥的工作人员应依法追责。和稀泥从来不是基层治理的“智慧”，而是对法治精神的公然背叛。湖南祁东“扶老人赔1.9万”事件中，明明店主无责，却在调解压力下被迫“花钱买平安”，这种以牺牲正义换取暂时平静的做法，必须有人为此担责。

法治绝对不能让“无罪的人死刑，应判死刑的人无罪”；法治绝对不能“让无赖的人获利，让老实人的吃亏”；法治绝对不能混淆是非，黑白不分。

和稀泥式调解的本质，是让守法者吃亏、让闹事者获利。它以“人道主义’为幌子，行“各打五十大板”之实，看似化解了矛盾，实则透支了社会道德底气，浇灭了普通人的行善热情。更恶劣的是，它向全社会传递“谁闹谁有理”的错误信号，让法律底线在“息事宁人”的妥协中一再失守。

如果不追究和稀泥者的责任，这种歪风就永远不会止息。应当建立调解问责机制，对明知当事人无责却施压让步、对以威胁手段索要财物不予制止、对显失公平的调解协议强行撮合的工作人员，依规依纪严肃追责。只有让和稀泥者付出代价，才能倒逼基层执法者敬畏法律、坚守底线，让“好人有好报”不再是一句空话，而是制度刚性守护的常态。

“尸位素餐，不说人话，不干人事”的工作人员必须被追责，严重的应清除出公务员队伍。人民的政府不需要这样的工作人员，也不能需要这样的工作人员。

总之，正义绝对不能靠“退钱”来修补。虽然，在舆论的强烈关注和有关部门的介入下，死者家属最终将1.9万元退还给了店主，双方在有关部门见证下签署了《见证书》。祁东县司法局也已介入调查。这一结果虽然挽回了店主的损失，却无法完全修复被伤害的正义。正如《羊城晚报》评论所言：“但愿退钱是‘知耻而后勇’的主动之举。”实际上，退钱也是“敲诈勒索”既遂后的退款，并不能改变敲诈勒索的本质。

然而，我们更应当追问：如果没有舆论的持续关注，这1.9万元是否会永远成为店主“花钱买教训”的代价？如果没有媒体的曝光，和稀泥式调解是否还会继续在这片土地上大行其道？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在于它如何对待强者，而在于它如何对待善意、如何守护正义。当一位普通店主出于本能伸出援手，却不得不为这份善意支付1.9万元的“学费”时，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感到羞愧和警醒。和稀泥式调解得不出正义，它只会透支整个社会的道德底气，浇灭无数普通人的行善热情。

法律不能和稀泥，正义不能打折。唯有坚守法律底线、厘清是非对错，才能让“扶不扶”不再成为一个问题，才能让善意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自由流淌。这不仅是湖南祁东这一起事件的教训，更是整个中国社会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直面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