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有严重过错的故意杀人案件的量刑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精神】
　　（一）关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
　　要准确把握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的标准。对故意杀人犯罪是否判处死刑，不仅要看是否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结果，还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全部情况。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1999年10月27日，法〔1999〕217号）

　　18、当宽则宽，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重视依法适用非监禁刑罚，对轻微犯罪等，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不大，有悔改表现，被告人认罪悔罪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尽可能地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对具备条件的依法适用缓刑、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罚，并配合做好社区矫正工作；重视运用非刑罚处罚方式，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予以训诫或者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建议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严格执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的政策，对于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一般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发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2007年1月15日，法发〔2007〕2号）

　　【《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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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号】王勇故意杀人案——被害人有严重过错的杀人案件应如何处理
　　——【第556号】刘宝利故意杀人案——如何认定被害人过错
　　——【第647号】姚国英故意杀人案——因长期遭受虐待和家庭暴力而杀夫能否认定为故意杀人罪中的“情节较轻”？对此类故意杀人犯能否适用缓刑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法发〔2007〕2号
2007年1月15日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各级军事法院、各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各海事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级法院：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人民法院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为了更好地贯彻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职能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在审判工作中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七年一月十五日
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决定，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职能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是人民法院的重大历史使命
　　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的这些基本特征与人民法院工作密切相关。人民法院的根本职责就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公平正义。人民法院既是和谐社会的建设力量，更是和谐社会的保障力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部署，给人民法院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增加了更多更难的任务，赋予了更大更重的责任。由于社会深刻变化，大量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衍生为刑事犯罪、民事纠纷和行政争议进入司法领域，大量改革过程中触及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需要通过司法程序来解决。人民法院为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过程，就是不断发挥职能作用，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过程。人民法院要完成所肩负的重任，就必须转变思想观念，提高工作标准，着眼于社会和谐，致力于社会和谐，把为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作为人民法院的长期历史任务和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抓紧抓好。
　　二、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
　　3、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指导方针和“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以化解社会矛盾为切入点，以确保社会稳定为着力点，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出发点，以维护司法公正为立足点，加强司法保障，通过依法充分有效地发挥职能作用，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努力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权威的法治环境。
　　4、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到二○二○年，社会主义审判制度和工作机制更加完善，司法活动更加公正高效权威；维护公平正义和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司法功能更加健全；化解社会矛盾的司法手段更加多样，司法方式更加便捷；司法对人权的保护更加充分，人民群众的诉讼权利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司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明显增强，司法民主建设基本到位；法官队伍素质显著提高，法官职业化基本实现；保障能力和水平显著增强，和谐社会的司法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
　　5、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必须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坚持公正司法。始终把公正司法作为人民法院一切工作的灵魂和生命，作为提供保障的根本任务，坚持审判独立和中立，坚持平等保护，通过依法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二是坚持一心为民。始终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人民法院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提供保障的根本内容，按照司法为民的要求，妥善处理好涉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三是坚持服务大局。始终把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作为人民法院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作为提供保障的根本途径，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四是坚持党的领导。始终把党的领导作为人民法院一切工作的政治要求，作为提供保障的根本保证，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保持法院队伍永远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
　　三、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6、正确处理婚姻家庭案件和社区邻里纠纷案件，促进婚姻家庭和社区邻里关系和谐。在处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时，倡导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尊老爱幼、相互扶助的传统美德，依法制裁家庭暴力，遗弃、虐待老人和儿童，不尽赡养、抚养义务等违法行为。在处理社区邻里纠纷时，倡导互相尊重、相互帮扶、爱护环境、举止文明的道德风尚，依法制裁破坏环境、损坏公物等违法行为。
　　7、妥善审理涉农案件，维护农村社会和谐。加强涉农案件的立案、审判和执行工作，进一步方便农民群众诉讼；依法审理各类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维护农民的各项土地承包经营权益；依法审理乱收费、乱摊派、土地征收、安置补偿等涉农行政案件，保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依法惩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等坑害农民利益的犯罪以及破坏选举等危害农村民主管理的犯罪，维护农村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
　　8、妥善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积极受理企业拖欠、克扣工资等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案件，规范企业的用工行为，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加强对进城务工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确保他们及时获得应有的劳动报酬。
　　9、妥善审理行政案件和国家赔偿案件，促进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关系和谐。充分发挥行政诉讼在化解行政争议中的重要作用，坚持依法受理行政案件，畅通救济渠道，引导当事人通过法定的诉讼程序表达诉求，防止矛盾激化；依法审理群体性行政案件，妥善协调好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支持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依法审理国家赔偿案件，对受到国家机关违法侵害的公民给予救济和补偿，监督和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10、妥善审理环境侵权案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加大涉及资源、环境方面纠纷案件的审理力度，依法严厉惩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非法采矿、盗伐林木、非法占用农用地、非法捕猎等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推动社会循环经济体系、资源开发利用补偿机制和生态环境恢复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四、调节经济关系，保障社会发展
　　11、妥善审理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案件，促进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审慎处理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发生的民事纠纷，保护债权人和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妥善审理国有企业破产案件，减少破产费用，降低破产成本，积极清收破产企业的债权，提高债权清偿率；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因企业破产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做到慎重立案，精心审理，稳妥执行，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
　　12、妥善审理金融纠纷案件，保障金融安全。严格金融机构破产案件的受理条件，保证金融机构破产程序与行政撤销、关闭、整顿程序的有效衔接；慎重处理不良金融债权处置案件，保证不良债权处置交易的安全和顺畅，加强对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审查，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13、妥善审理商事纠纷案件，促进社会诚信体系建立。加强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坚持契约自由、诚实信用原则，鼓励诚信交易，制裁违约侵权行为，保障交易安全；加强涉及资本市场纠纷案件的审理，建立和完善证券侵权民事责任制度，依法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规范证券市场秩序，保障证券市场的平稳运行。
　　14、妥善审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保障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创新能力。加大科技成果权和著作权的保护力度，制止盗版、侵犯专利权等侵权行为，激励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的繁荣，推动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依法制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促进品牌创新，维护商业道德，引导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依法受理涉及网络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加强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依法加强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刑事处罚和民事制裁，最大限度地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15、妥善审理涉外涉港澳台案件和海事海商案件，提高中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坚持平等保护、法制统一、审判独立和透明度原则，正确行使司法管辖权，准确适用中国法、外国法、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对涉外商事海事仲裁的司法监督，依法促进仲裁事业的健康发展。
　　五、坚持宽严相济，确保社会稳定
　　16、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依法严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依法严惩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犯罪，抢夺、盗窃等多发性侵犯财产犯罪，毒品犯罪，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依法惩治生产活动中的重大责任犯罪，保障社会安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依法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依法惩治走私、金融诈骗、洗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伪造货币、骗取进出口退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偷税抗税等犯罪，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法从严惩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依法惩治商业贿赂犯罪，促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
　　17、加强刑事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依法尊重被告人的人格尊严，保障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充分听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保证被告人受到合法、公正、文明的审判；坚持实体处理的正确性与诉讼程序的正当性的统一，既坚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原则，切实做到认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又坚持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切实做到定罪准确，量刑适当，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18、当宽则宽，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重视依法适用非监禁刑罚，对轻微犯罪等，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不大，有悔改表现，被告人认罪悔罪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尽可能地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对具备条件的依法适用缓刑、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罚，并配合做好社区矫正工作；重视运用非刑罚处罚方式，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予以训诫或者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建议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严格执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的政策，对于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一般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发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
　　19、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对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寓教于审，惩教结合，争取更好的矫治效果，有效防止重新犯罪，促使其早日回归社会；严格依法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况和悔罪表现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适当扩大假释的适用，促进罪犯的改造与自新；针对审判中发现的治安隐患和管理漏洞，积极提出司法建议；结合审判工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全面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意识。
　　六、加强制度建设，完善保障机制
　　20、强化诉讼调解，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原则，加大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比重，引导当事人在自愿互让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减少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拓宽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尝试刑事自诉案件和其他轻微刑事案件调解解决的新模式，加大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力度，探索行政诉讼和解制度，推行执行中的和解；加强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指导，支持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调解纠纷、化解矛盾中发挥重要作用。
　　21、完善司法救助制度，彰显司法人文关怀。充分关注贫困群众的司法需求，完善对经济困难的当事人缓、减、免交诉讼费的具体条件与标准，对追索抚养费、赡养费、人身伤害赔偿金、劳动报酬且经济上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以及农民工、下岗职工、孤寡老人、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积极采取缓、减、免交诉讼费的措施，确保符合救助条件的当事人打得起官司；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对于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开庭审理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为其指定辩护人。
　　22、健全巡回审判，落实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方便群众诉讼。巩固和完善人民法庭直接立案的工作机制；根据当地人口分布和案件数量，在人民法庭所在地之外设立固定的巡回审理点，派人定期到巡回审理点审理案件；在农村地区实行流动办案，就地立案、就地审理、即时调解、适时宣判；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解决民间纠纷，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落实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加强对贫困群众或文化水平较低当事人的口头告知，防止告知过程中的“形式主义”和“表面文章”。
　　23、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提高司法效率。进一步规范简易程序的适用，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研究和探索速裁程序制度、诉辩交易制度，尝试小额诉讼案件的快速处理机制。
　　24、完善执行工作机制，加强和改进执行工作。建立统一管理、统一协调、高效运行的执行工作机制，抵制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推行执行公开，拓展执行方法，完善执行措施，最大限度实现胜诉当事人的权益；加强国家执行威慑机制建设，促使当事人自动履行生效裁判；建立特困群众执行救助基金，为他们实现债权提供便利和帮助；科学界定执行权界限，规范执行行为，加强执行管理，切实做到依法执行，文明执行。
　　25、加强司法民主建设，增加司法透明度。健全公开审判制度，做到立案公开、庭审公开、裁判结果公开、执行过程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定期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庭审，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发挥人民陪审员在司法调解和判决中的作用；尊重律师在诉讼中的地位，确保律师在阅卷、庭审过程中的正当权利。
　　26、健全涉诉信访工作机制，完善申诉与申请再审制度。建立全国法院涉诉信访案件处理的统一协调机制和信息管理系统，明确上下级法院之间接待处理涉诉信访的分工与职责，防止互相推诿或重复审查；推行再审审查听证制度，增加申诉和申请再审审查的透明度，提高申诉复查效率；引导当事人审慎行使申诉和申请再审权利，依法表达诉求；通过明确的程序安排，规范申诉和申请再审的审查行为；对符合再审条件的坚决依法再审，确保申请再审案件及时公正处理。
　　七、加强队伍建设，提高保障能力
　　27、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把政治立场坚定、熟悉法律业务、清正廉洁、符合法官法规定条件的人才选拔到人民法院的领导岗位；建立符合审判规律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实现审判职责与行政管理职责的有机平衡；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和司法能力，做到能审判，善协调，会管理；做好领导班子后备干部人选的培养选拔工作，形成更加合理的后备干部队伍。
　　28、加快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严格法官职业准入，提高法官遴选质量，积极推行上级法院法官从下级法院优秀法官中选拔的制度；强化法官职业意识，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提高法官职业技能，不断提高法官驾驭审判活动的水平、司法保障的能力；树立法官职业形象，努力加强法官作风建设，不断培养法官的职业素质；加强法官职业保障，推动适合法官职业特点的任用、晋升、奖励、抚恤、医疗保障和工资、福利、津贴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29、加强基层基础工作。落实从优待基层、从优待一线的政策，在人财物方面，向基层人民法院包括人民法庭倾斜，向中西部地区倾斜；采取有效措施逐步解决法官编制不足问题；结合国家司法考试制度改革，推进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缓解因西部地区法官“断层”而形成的队伍压力；重点加强对基层人民法院尤其是西部基层人民法院院长和法官的培训；配合财政部门制定和完善基层人民法院公用经费保障标准，积极争取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对贫困地区法院经费转移支付的力度，抓紧完成中西部地区人民法庭建设的任务。
　　30、加强司法廉政建设。依法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监督，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和社会各界的民主监督；建立科学的内部权力运行机制，充分发挥诉讼体制自身的监督制约作用；健全完善“不愿为”的自律机制、“不敢为”的惩戒机制、“不能为”的防范机制、“不必为”的保障机制；重点查处利用审判权、执行权贪赃枉法的人和事，坚决清除法官队伍中的害群之马，维护司法廉洁。
　　八、紧紧依靠党的领导，确保人民法院工作的正确方向
　　31、进一步增强自觉接受和依靠党的领导的观念，始终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确保中央政令在人民法院的畅通；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行使职权的统一，坚持执行党的政策与执行法律的统一，确保人民法院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人民法院任重道远。我们要不辱使命，扎实工作，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

【第19号】王勇故意杀人案——被害人有严重过错的杀人案件应如何处理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勇，男，24岁，山东省禹城县人，工人。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于1996年3月11日被逮捕。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董锡厚，男，61岁，退休干部。系被害人董德伟之父。
　　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王勇犯有故意杀人罪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害人董德伟的父亲董锡厚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1996年1月12日晚10时许，被告人王勇得知其父出事即赶回家中，适逢兵器工业部213研究所职工董德伟到其家，王勇得知其父系被董德伟所打，为此发生争吵、撕打。被告人王勇用菜刀在董德伟颈部、头、面部连砍数刀，将董德伟当场杀死。后王勇逃离现场。被告人王勇于1月14日投案自首。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犯罪手段凶残，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但王勇有投案自首情节，被害人又有明显过错，对王勇可以从轻判处。被告人王勇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家庭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予赔偿。附带民事原告人董锡厚要求被告人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应根据被害人家庭的经济损失情况及被告人的实际赔偿能力作出判决。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三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于1996年10月22日判决如下：
　　1.被告人王勇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被告人王勇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董锡厚经济损失人民币7000元。
　　一审宣判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董锡厚以对王勇犯罪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赔偿数额太少为由，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1996年1月12日晚8时30分许，兵器工业部213所职工董德伟酒后在该所俱乐部舞厅跳舞时，无故拦住被告人王勇之父王钢成，让王给其买酒喝，被王拒绝。董继续纠缠，并强行在王的衣服口袋里掏钱，致使二人推拉、撕打。撕打中，董致王头皮血肿、胸壁软组织损伤。后王钢成被送医院住院治疗。
　　晚10许，被告人王勇得知其父出事即赶回家中，适逢董德伟上楼来到其家，即与董德伟发生争吵、撕打。撕打中王勇在其家厨房持菜刀一把，向董德伟头、面部连砍八刀，将董德伟当场杀死。经法医鉴定，董德伟系被他人持锐器砍切头、颈部致开放性颅脑损伤合并失血性休克而死亡。被告人王勇作案后，乘车连夜逃往咸阳。次日下午，王勇在其亲属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犯罪手段凶残，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但被害人董德伟无故打伤被告人王勇的父亲，又找到王勇家，对引发本案有一定的过错责任，且被告人王勇作案后能投案自首，故应依法从轻判处。由于被告人王勇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家庭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予赔偿。附带民事原告人董锡厚上诉请求增加民事赔偿数额的理由，经查，原审法院已根据被害人家庭的经济损失情况及被告人的实际赔偿能力作出了适当判处，故其上诉理由不再支持。原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于1997年12月1日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
　　对于被害人有严重过错的杀人案件应如何处理？
　　三、裁判理由
　　本案被告人王勇用菜刀在被害人董德伟颈部、头面部连砍数刀，致被害人董德伟当场死亡，其手段残忍，后果严重。但被害人董德伟在此前无故纠缠并打伤被告人王勇的父亲，具有明显的过错，被告人王勇在作案后，在其亲属的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具有从轻处罚的情节。我们认为，一审法院以被害人董德伟有明显过错、被告人王勇投案自首为由，判处被告人王勇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董锡厚上诉、裁定核准被告人王勇死缓，是正确的。
　　（一）被害人董德伟有严重过错，对被告人王勇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被害人对引发犯罪有过错，属于对被告人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在处理具体案件时，是否从轻处罚，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各地的做法有很大差异，特别是因被害人的过错引发的故意杀人等恶性案件，不少地方实际很少考虑这一情节。理由不外乎为：其一，酌定从轻情节，不是法律规定应当或可以从轻处罚的情节，不从轻不违法；其二，故意杀人等犯罪一向是打击重点，对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不符合“严打”精神；其三，故意杀人等致被害人死亡的案件多为被害人亲属关注，以酌定从轻情节为由而不判处被告人死刑，不仅说服不了被害人亲属，有的还会引起被害人亲属闹事。
　　我们认为，这些看法是片面的：
　　第一，故意杀人等案件，很多导致被害人死亡，对被告人依法可以被判处死刑。根据刑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可见，立法对死刑的适用是极其严格的。是否属于“罪行极其严重”，应根据案件的各种可能影响量刑的诸多情节综合考虑，而不能简单地以犯罪所造成的危害结果认定。因此，仅仅因为犯罪造成的严重危害后果而一律排除酌定从轻情节是违背立法原意的；
　　第二，故意杀人等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案件并非完全都是“严打”对象。“严打”的对象一般是指故意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对社会治安造成严重危害的蓄意杀人、抢劫、拐卖妇女儿童等犯罪，而对于因婚姻、家庭等民事纠纷引发的犯罪案件，即使造成一定的严重后果，一般也不作为“严打”的对象。被害人有过错的案件，大多属于这一类案件。
　　第三，实践中确有一些被害人亲属因法院没有判处被告人死刑而想不通，不断上访，有的甚至闹事。对此我们应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做细致扎实的工作，不可简单地迁就被害人亲属的要求一判了之。
　　综上，处理案件，即使是死刑案件，也要考虑被害人有无过错等酌定从轻情节，不能视之为可有可无。当然，在适用刑罚时，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结合被害人过错的大小、被告人行为的危害后果等情节综合考虑。对于被害人对引发犯罪有严重过错的，即使必须判处死刑，也可不判处立即执行。
　　本案中，被害人董德伟无理纠缠并打伤被告人王勇的父亲，引起被告人与被害人争吵、撕打，并用刀当场杀死被害人。被害人董德伟打伤被告人王勇父亲，与被告人王勇杀死董德伟的行为是紧密联系的。被害人无故纠缠被告人王勇的父亲，并致其父头皮血肿、胸壁软组织损伤，属于有严重过错。因此，虽然被告人王勇用菜刀对被害人头、面部等要害部位连砍数刀，致其死亡，手段残忍，后果严重，亦可以酌予从轻处罚。
　　（二）被告人王勇具有投案自首情节，可以从轻处罚
　　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
　　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通常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分子未被司法机关发现，或者虽被发现，但犯罪分子是在尚未受到传讯、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自动投案的情形。它既包括犯罪分子自己主动投案，也包括经亲属说服动员，在亲属陪同下投案。对此，司法解释也有明确规定。犯罪分子具备这一法定的从轻处罚的情节，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的甚至可以免除处罚。法律没有规定“应当”从轻、减轻、免除处罚，而只是规定了“可以”，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时要根据犯罪的情节、后果、投案自首具体情况等来确定是否从轻、减轻、免除处罚。但是，法律规定的“可以”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既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而应理解为一般情况下应当照此办理。在死刑案件中，自首往往是决定杀与不杀的重要因素，务必予以重视，要全面地分析、权衡。实践中，有的法院对于死刑案件，认为后果严重，自首仅是可以从轻、减轻的情节，因而一般均不予从轻，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本案被告人王勇作案后逃往外地，后在其亲属劝说下，在亲属的陪同下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按照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属于投案自首，对其应予从轻处罚。
　　综上，本案被害人有严重过错，被告人又有投案自首情节，虽应判处死刑，但可不立即执行死刑，一、二审法院对被告人王勇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是正确的。
　　（审编：高憬宏）

【第556号】刘宝利故意杀人案——如何认定被害人过错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刘宝利，男，1963年7月22日出生，农民。1992年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1996年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2000年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2002年9月27日刑满释放。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于2007年6月7日被逮捕。
　　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刘宝利犯故意杀人罪，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刘宝利及其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主要事实和证据均无异议，但刘宝利辩称，被害人对案件的引发具有过错，其非蓄意谋杀；其辩护人提出刘宝利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请求对刘宝利从轻判处的辩护意见。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被告人刘宝利与被害人张团（殁年16岁）几年前曾共同盗窃，后张团因未获分赃多次带人向刘宝利索要，威胁刘宝利不给钱就将其杀害，并数次拿走刘宝利钱物。为摆脱纠缠，刘宝利产生杀害张团之念。2007年4月21日晚，刘宝利与张团一同回到西安市灞桥区刘宝利的住处。趁张团熟睡之机，刘宝利先后持菜刀、铁棍及单刃尖刀砍刺、击打张团头面部、颈部、腹部及左手腕部，致张团重度颅脑损伤死亡。后刘宝利用三轮车将张团的尸体移至绕城高速路附近一土坑内掩埋。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刘宝利为摆脱被害人张团的纠缠，持械杀死他人，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刘宝利仅因分赃不均，将一未成年人杀害，且犯罪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又系累犯，应依法从重判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刘宝利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刘宝利上诉提出，其系被逼迫进行防卫，并非有计划、有预谋的杀人，原判定性不准；其认罪态度好，请求从轻处罚。其辩护人提出，刘宝利是基于激愤杀死了被害人；刘宝利认罪态度好，犯罪情节较轻，主观恶性小，请求对其酌情从轻处罚。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认为，原判认定被告人刘宝利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关于被告人刘宝利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意见和辩护理由，经查，被害人张团多次带人找刘宝利索要赃款属实，但张团系未成年人，且本案系因几年前刘宝利教唆张团参与盗窃而引发的纠纷。刘宝利为摆脱张团的纠缠，趁张熟睡之机将其杀死，不存在被迫防卫的前提；刘宝利庭审中不能如实供述，对其翻供又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认罪态度不好。故其上述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亦不予采纳。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和第一百九十九条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后认为，被告人刘宝利因盗窃分赃不均持械报复行凶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犯罪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又系累犯，应依法从重处罚。第一审判决和第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核准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陕刑一终字第35号维持第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刘宝利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
　　二、主要问题
　　刑法中的被害人过错属于量刑中的酌定情节，准确认定被害人过错对于实现量刑均衡尤其是可能适用死刑的案件具有重要意义。本案审理中，对于被害人张团因盗窃分赃不均，数次带人纠缠刘宝利索要赃款，实施暴力威胁并拿走钱物的行为，能否认定为过错行为，存在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害人张团的行为属于过错行为。张团案发之前多次带人找刘宝利要钱，并威胁不给钱就将刘宝利杀掉，刘宝利是在人身和财产受到双重威胁的情况才被迫将张团杀害。因此，张团的行为属于过错行为，刘宝利犯罪情有可原。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害人张团和刘宝利对于案件的引发均有过错。张团的行为虽然威胁了刘宝利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但前因是刘宝利教唆未成年人参与盗窃，故双方对引发该案均负有责任。
　　第三种意见认为，被害人张团的行为不属于被害人过错。张团虽曾对刘宝利的人身和财产实施侵犯，但前因是二人曾共同盗窃分赃不均，属于共同犯罪人为分赃引起的内讧。张团为索要盗窃赃款而威胁、强拿财物的行为，缘于刘宝和占有二人共同盗窃的赃款，故不能认定为被害人过错，刘宝利亦因不具有任何法定或者酌定从轻情节，又系累犯，应依法从重处罚。
　　三、裁判理由
　　我们同意第三种意见，被害人张团因盗窃分赃不均数次带人暴力威胁刘宝利索拿赃款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被害人过错。
　　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是指被害人出于故意，实施违背社会伦理或违反法律的行为，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或者正当利益，引发被告人实施犯罪或者激化加害行为危害程度的情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规定，对故意杀人犯罪是否判处死刑，不仅要看是否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结果，还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全部情况。??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纪要》第一次明确将被害人过错引入刑事量刑体系，这样规定主要是考虑对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互动性非常明显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对案件引发或矛盾激化具有明显过错的，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相对较小，从而影响量刑，尤其是在可能适用死刑的案件中。
　　被害人过错需要具备的条件主要有：1.过错方系被害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针对的必须是有过错行为的被害人。2.被害人必须出于故意，由于被害人过错通常出现在互动性明显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犯罪中，单纯的过失行为或者不可归咎于被害人的其他行为，不能认定为被害人过错。3.被害人须实施了较为严重的违背社会伦理或违反法律的行为。过错的字面含义就包含了否定评价的内容，被害人过错从性质上说就是违反法律或违背道德的行为，但是并非所有的过错都能为刑法所评价，只有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才有可能被纳入刑法评价体系，才可能成为酌定量刑情节。《纪要》明确规定被害人须有“明显过错”，至于是否明显，通常应以社会一般人的认识判断为标准。4.被害人的过错行为须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或者正当利益。“合法权利”是法律明确规定予以保护的利益，“正当利益”一般是指法律虽未明文规定，但根据社会伦理为公众赞许或认可的利益。被害人的不法或不良行为如果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或正当利益，被告人因此对被害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被告人应受谴责的程度相对减轻。5.被害人的过错行为须引起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或者激化了加害行为的危害程度。被害人的过错行为既可能引发刑事犯罪发生，也可能在犯罪中激化矛盾，致使被告人提升加害程度。这里。被害人的过错行为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必须具备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联系，而诸如被害人疏于防范、误入犯罪圈套等行为，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
　　确认被害人过错时，不仅要分析是否具备以上五点，还应当全面考察案件的来龙去脉、发案背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简单套用。如果刑事犯罪的被害人故意侵犯被告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等权利，该行为引发了犯罪或加重犯罪侵害程度的，通常应当遵照《纪要》的规定将被害人过错作为酌定量刑情节，综合分析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进行量刑。但是，若被害人的上述行为由于被告人的先行侵犯行为所引起，其行为属于“以不法制不法”的，就不能简单认定为过错行为。如群殴事件中，双方均有不法行为，任何一方都存在成为加害人或被害人的可能，不能简单地以最终结果来认定被害人或加害人，也不能因此而认定被害人在案件起因上具有过错。当然，如果加害人的先行不法或不良行为已经中止，如群殴的一方已放弃继续斗殴，准备离开或被迫离开时，另一方仍无理纠缠，继续实施侵害行为的，离开者在无奈情况下实施了加害行为，此时可以考虑认定被害人存在过错。
　　本案中，被告人刘宝利因受到被害人张团的数次纠缠，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财产权也多次被侵犯，刘宝利因此实施了杀害张团的行为，表面看来已经满足被害人过错的五项条件，但是由于张团的行为系刘宝利的先行违法行为所引发，故不能简单认定张团存在过错。具体来说，本案的前因是刘宝利在数年之前纠集张团参与盗窃，事后未给张团分赃，后张团多次带人纠缠刘宝利索要赃款。刘宝利和张团均实施了盗窃行为，二人争执的内容是对盗窃赃款的占有不均，而对赃款的占有不是合法权益或正当利益，张团的行为因缺乏侵犯利益的正当性而不能被认定为被害人过错。若将张团的索要行为与刘宝利纠集张团盗窃的行为相剥离，将张团的威胁、强拿行为认定为过错，就等于承认刘宝利对窃取的财物拥有合法占有的权利，这显然与法律全面否定和惩罚盗窃行为的理念相悖。当然，这并不是说张团的行为对案件的引发没有责任，但是该行为不能被认定为被害人过错从而减轻被告人刘宝利应受谴责的程度。
　　综上，本案因参与盗窃的共同犯罪人分赃不均引发，被害人张团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过错，而被告人刘宝利无法定或酌定从轻情节，故意杀死一人，又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最高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核准刘宝利死刑是正确的。

【第647号】姚国英故意杀人案——因长期遭受虐待和家庭暴力而杀夫能否认定为故意杀人罪中的“情节较轻”?对此类故意杀人犯能否适用缓刑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姚国英，女，1966年8月20日出生，小学文化，农民。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于2010年5月11日被逮捕。
　　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姚国英犯故意杀人罪，向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姚国英及其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及犯罪事实不持异议。其辩护人提出，被害人好逸恶劳，长期以赌博为业，对被告人实施家庭暴力侵害、虐待长达十多年，对被告人的肉体和身心造成严重伤害，被害人具有重大过错；被告人的杀人行为属情节较轻情形，且有投案自首情节，家有未成年女儿需要抚养，请求法院对其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被告人姚国英与被害人徐树生系夫妻关系，结婚十余年间徐树生经常无故打骂、虐待姚国英。2010年以来，徐树生殴打姚国英更为频繁和严重。2010年5月10日晚，徐树生又寻机对姚国英进行长时间打骂；次日凌晨5时许，姚围英因长期遭受徐树生的殴打和虐待，心怀怨恨，遂起杀死徐树生之念。姚国英趁徐树生熟睡之际，从家中楼梯处拿出一把铁榔头，朝徐树生头、面部等处猛击数下，后用衣服堵住其口、鼻部，致徐树生当场死亡。当日8时30分许，姚国英到衢州市公安局衢江分局上方派出所投案。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姚国英持械故意杀害其丈夫徐树生，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但姚国英的杀人故意系因不堪忍受被害人徐树生的长期虐待和家庭暴力而引发，冈此，其杀人行为可认定为故意杀人罪中的情节较轻。案发后，姚国英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鉴于被告人长期遭受虐待和家庭暴力而杀夫的行为受到民众高度同情，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且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较好，家中又尚有未成年的女儿需要抚养，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对其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可依法宣告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
　　被告人姚国英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五年。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姚国英未提出上诉，公诉机关亦未提出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二、主要问题
　　1.因长期遭受虐待和家庭暴力而杀夫能否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情节较轻”?
　　2.本案被告人姚国英是否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
　　三、裁判理由
　　（一）因长期遭受虐待和家庭暴力而杀夫应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情节较轻”
　　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该条中的“情节较轻”如何理解和认定，法律和司法解释尚无具体、明确的规定。理论界和实务界通常将以下情形视为“情节较轻”：（1）防卫过当的故意杀人，指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而故意将不法侵害者杀死的情形。（2）义愤杀人，指行为人或者其近亲属受被害人的虐待、侮辱或迫害，因不能忍受，为摆脱所受的虐待、侮辱、迫害而实施故意杀人的行为。（3）激情杀人，即本无杀人故意，因被害人的严重过错，在被害人的刺激、挑逗下而失去理智，当场实施故意杀人的行为。（4）受嘱托帮助他人自杀，即基于被害人的请求、自愿而帮助其自杀的行为。（5）生父母溺婴，即父母出于无力抚养、怜悯等不太恶劣的主观动机而将亲生婴儿杀死的行为。上述五种情形又以前三种较为常见和值得探讨，这三类情形有一个共通点，即被害人在案发起因上有严重过错。具体而言，是指被害人出于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对诱发被告人的犯意、激发被告人实施犯罪具有直接或间接作用。
　　将“被害人严重过错”作为故意杀人罪的“情节较轻”情形的法理依据在于：刑事法律负有平衡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利益的任务。这种利益上的平衡，在西方国家的刑法理论中表现为“责任分担说”和“谴责性降低说”。“责任分担说”认为，在“一些犯罪中被害人的过错行为使犯罪的发生或者犯罪危害后果的产生不能完令归咎于被告人，此时犯罪行为的责任也要部分地归咎于被害人”。“谴责性降低说”认为，在一些犯罪中“被害人在犯罪发生之前的行为，不论是否应该谴责，只要陔行为推动了被告人的暴力反应，那么被告人的受谴责性都应该适当降低”。在我国，有学者提出了“过错相抵”理论，即被告人的过错与被害人的过错能够进行相互抵消或抵减，通过对被告人与被害人相互利益损害计算的方式平衡双方的权益救济途径和方式，从而达到公平保护各方权益的目的。生命权是公民的最高权益，无疑是受到法律严格保护的，但是法律在保护被害人权益的前提下，也不应忽略对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当被害人的行为违背公序良俗，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其他觇章制度，在道义上或法律上具有可谴责性或可归责性，且该行为是诱发被告人产生犯罪动机或者使犯罪动机外化最主要的因素时，就应当认定被害人具有重大过错，在该情形下，对被告人就应考虑是否按照“情节较轻”处理。
　　在相关司法解释性文件中，被害人过错已被明确作为量刑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特别是在故意杀人罪中，被害人过错被列为与法定从轻处罚情节同等位置的量刑情节。如1999年10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对故意杀人犯罪是否判处死刑，不仅要看是否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结果，还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全部情况。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2007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第18条明确规定“……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发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
　　结合本案，我们认为，受虐杀夫的犯罪行为，从杀人原因和审判效果两方面分析，应当认定被害人存在严重过错，该类杀人行为属于故意杀人罪中的“情节较轻”情形，具体理由如下：
　　1.从杀人原因分析。尽管受虐杀夫的手段通常比较残忍，且往往伴有死亡结果的发生，但这是由于妇女长期受丈夫或男友暴力虐待所致。有学者引入“受虐妇女综合征”的慨念来开释这种故意杀人行为。“受虐妇女综合征”是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该心理症状由暴力周期和后天无助感两个概念组成。暴力的周期性循环使妇女能够预见下一轮暴力事件发牛的时间及其严重程度，而一直处于恐慌的状态。长期遭受暴力以及处于恐慌，使得女性在心理上会逐渐处于瘫痪状态，变得越来越被动，越来越顺从，也越来越无助。这种精神上的钳制积压到一定程度，一旦爆发就容易走极端，丧失理智而失控。由于受虐妇女自身反抗能力的限制和出于对施暴丈夫的恐惧，失控杀夫的时间点往往不是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时，所以无法以正当防卫事由获得减轻或者免于处罚。鉴于该类情形被害人即家庭暴力的施暴者在案发起因上具有重大过错，司法实践中一般将因长期受虐而杀夫的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罪中情节较轻的情形。
　　2.从刑罚的社会效果分析。对因长期遭受虐待和家庭暴力而杀夫的妇女进行量刑时，按照“情节较轻”处理，对于遏制家庭暴力的滋生蔓延有积极的意义，能获得较好的社会效果。我国现行适用于家庭暴力方面的法律、法规可操作性不强，虽然婚姻法第三条有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但处罚的尺度和依据难以把握。规章制度上的不健全，使受虐妇女在寻求合法的救济途径时困难重重，相关机构在对受虐妇女进行保护时也显得比较无力。上述因素加之家庭暴力的隐蔽性，使得家庭暴力的施暴者更肆无忌惮，暴力行为愈演愈烈。将受虐杀夫的行为认定为犯罪情节较轻，必然会使家庭暴力的施暴者有所收敛，更加理智地权衡自己行为后果的利弊，起到良好的社会导向作用，实现社会自我防卫、主动预防犯罪的目的。同时，受虐杀夫是一种针对性很强的杀人，行为人再次犯同种罪行的可能性甚微，加之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小，在道义上得到大家的同情，严惩像她们这样几乎没有人身危险性的受虐妇女，对国家、社会及其子女都是弊大于利，还可能带来更严重的社会家庭问题，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将因长期遭受虐待和家庭暴力而杀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情节较轻”，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顺应刑罚“轻缓化”和“人道化”的发展趋势。
　　本案中，被告人姚国英与被害人徐树生结婚十多年，被害人经常无故打骂、虐待被告人，被告人也多次尝试向公安机关、村委会、妇联求助，也提出过离婚，但问题难以得到彻底解决。在一次长时间打骂后，被告人长期的积怨爆发，将丈夫杀死，随后到公安机关自首。案发后，当地妇联递交了要求对被告人姚国英轻判的申请报告，当地政府出具了有600多位群众签名要求对被告人姚国英从轻处罚的请愿书。
　　综上，本案是一起非常典型的因长期受虐待和家庭暴力引发的杀夫案件，被害人在案发起因上有重大过错，被告人受到民众的同情，被告人姚国英的杀夫行为应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情节较轻”。
　　（二）被告人姚国英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
　　如前所述，根据本案案情，被告人姚国英的故意杀人犯罪应认定为“情节较轻”，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量刑。如果对姚国英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还能否再对其适用缓刑呢?根据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
　　首先，从本案被告人姚国英犯罪的主观恶性分析，其故意杀人的原因是无法忍受被害人长期以来的虐待和家庭暴力，出于长期的积怨和对未来可能再次遭受虐待与暴力的恐惧，其主观恶性较一般的杀人行为要小得多，被害人的重大过错也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被告人主观上的可谴责性。
　　其次，被告人姚国英具有自首情节。自首本身是法定的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能够反映其有较好的认罪态度。本案受虐杀人的对象仪限于家庭暴力的施暴者，一旦施暴者不存在，对其他人和社会也就很难再构成威胁。由此而论，被告人姚国英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小，对其使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
　　此外，姚国英的行为已经得到社会原谅，并受到社会舆论的同情。当地的政府、妇联以及600多位群众纷纷要求对姚国英从轻处罚，参与庭审旁听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纷纷表示可以对姚国英适用缓刑。虽然民意不是法定从轻处罚的情节，但是在量刑时应考虑对被告人有利的民意并综合其他因素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
　　最后，本案中还有一个对被告人适用缓刑的考虑因素，即被告人姚国英有一个未成年的女儿需要照料，且其女儿患有先天性甲状腺肿大，需要终生服药。
　　综上，衢江区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被告人姚国英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的判决，符合法律规定，符合罪责刑相一致的刑法原则，符合刑罚价值论上的人道性、公正性，有利于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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