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民间纠纷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的量刑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精神】
　　（一）关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
　　要准确把握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的标准。对故意杀人犯罪是否判处死刑，不仅要看是否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结果，还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全部情况。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1999年10月27日，法〔1999〕217号）

　　18、当宽则宽，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重视依法适用非监禁刑罚，对轻微犯罪等，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不大，有悔改表现，被告人认罪悔罪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尽可能地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对具备条件的依法适用缓刑、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罚，并配合做好社区矫正工作；重视运用非刑罚处罚方式，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予以训诫或者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建议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严格执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的政策，对于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一般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发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2007年1月15日，法发〔2007〕2号）

　　【《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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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5号】宋有福、许朝相故意杀人案——农村邻里纠纷引发的故意不明确的侵犯人身权利案件如何定性
　　——【第511号】张俊杰故意杀人案——同事间纠纷引发的杀人案件应慎用死刑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
　　被告人路国平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一、二审判决定罪准确。但一、二审判决认定被告人路国平驾驶摩托车轧在被害人崔书林的腿部，并引发双方发生口角并殴斗的事实，仅有证人席海生一人证言，无其他证人证言及被告人供述印证，且与公安机关的尸检报告不符，证据不确实、充分，本院不予认定。鉴于本案系因民事纠纷引发，双方在案件起因上均有一定过错，且被告人路国平在羁押期间有制止他人自杀的表现等具体情节，对被告人路国平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邢台市人民检察院诉路国平故意杀人案，2005年第6期（总第104期）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法发〔2007〕2号
2007年1月15日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各级军事法院、各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各海事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级法院：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人民法院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为了更好地贯彻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职能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在审判工作中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七年一月十五日
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决定，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职能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是人民法院的重大历史使命
　　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的这些基本特征与人民法院工作密切相关。人民法院的根本职责就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公平正义。人民法院既是和谐社会的建设力量，更是和谐社会的保障力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部署，给人民法院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增加了更多更难的任务，赋予了更大更重的责任。由于社会深刻变化，大量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衍生为刑事犯罪、民事纠纷和行政争议进入司法领域，大量改革过程中触及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需要通过司法程序来解决。人民法院为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过程，就是不断发挥职能作用，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过程。人民法院要完成所肩负的重任，就必须转变思想观念，提高工作标准，着眼于社会和谐，致力于社会和谐，把为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作为人民法院的长期历史任务和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抓紧抓好。
　　二、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
　　3、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指导方针和“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以化解社会矛盾为切入点，以确保社会稳定为着力点，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出发点，以维护司法公正为立足点，加强司法保障，通过依法充分有效地发挥职能作用，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努力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权威的法治环境。
　　4、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到二○二○年，社会主义审判制度和工作机制更加完善，司法活动更加公正高效权威；维护公平正义和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司法功能更加健全；化解社会矛盾的司法手段更加多样，司法方式更加便捷；司法对人权的保护更加充分，人民群众的诉讼权利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司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明显增强，司法民主建设基本到位；法官队伍素质显著提高，法官职业化基本实现；保障能力和水平显著增强，和谐社会的司法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
　　5、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必须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坚持公正司法。始终把公正司法作为人民法院一切工作的灵魂和生命，作为提供保障的根本任务，坚持审判独立和中立，坚持平等保护，通过依法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二是坚持一心为民。始终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人民法院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提供保障的根本内容，按照司法为民的要求，妥善处理好涉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三是坚持服务大局。始终把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作为人民法院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作为提供保障的根本途径，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四是坚持党的领导。始终把党的领导作为人民法院一切工作的政治要求，作为提供保障的根本保证，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保持法院队伍永远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
　　三、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6、正确处理婚姻家庭案件和社区邻里纠纷案件，促进婚姻家庭和社区邻里关系和谐。在处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时，倡导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尊老爱幼、相互扶助的传统美德，依法制裁家庭暴力，遗弃、虐待老人和儿童，不尽赡养、抚养义务等违法行为。在处理社区邻里纠纷时，倡导互相尊重、相互帮扶、爱护环境、举止文明的道德风尚，依法制裁破坏环境、损坏公物等违法行为。
　　7、妥善审理涉农案件，维护农村社会和谐。加强涉农案件的立案、审判和执行工作，进一步方便农民群众诉讼；依法审理各类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维护农民的各项土地承包经营权益；依法审理乱收费、乱摊派、土地征收、安置补偿等涉农行政案件，保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依法惩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等坑害农民利益的犯罪以及破坏选举等危害农村民主管理的犯罪，维护农村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
　　8、妥善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积极受理企业拖欠、克扣工资等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案件，规范企业的用工行为，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加强对进城务工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确保他们及时获得应有的劳动报酬。
　　9、妥善审理行政案件和国家赔偿案件，促进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关系和谐。充分发挥行政诉讼在化解行政争议中的重要作用，坚持依法受理行政案件，畅通救济渠道，引导当事人通过法定的诉讼程序表达诉求，防止矛盾激化；依法审理群体性行政案件，妥善协调好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支持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依法审理国家赔偿案件，对受到国家机关违法侵害的公民给予救济和补偿，监督和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10、妥善审理环境侵权案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加大涉及资源、环境方面纠纷案件的审理力度，依法严厉惩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非法采矿、盗伐林木、非法占用农用地、非法捕猎等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推动社会循环经济体系、资源开发利用补偿机制和生态环境恢复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四、调节经济关系，保障社会发展
　　11、妥善审理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案件，促进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审慎处理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发生的民事纠纷，保护债权人和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妥善审理国有企业破产案件，减少破产费用，降低破产成本，积极清收破产企业的债权，提高债权清偿率；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因企业破产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做到慎重立案，精心审理，稳妥执行，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
　　12、妥善审理金融纠纷案件，保障金融安全。严格金融机构破产案件的受理条件，保证金融机构破产程序与行政撤销、关闭、整顿程序的有效衔接；慎重处理不良金融债权处置案件，保证不良债权处置交易的安全和顺畅，加强对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审查，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13、妥善审理商事纠纷案件，促进社会诚信体系建立。加强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坚持契约自由、诚实信用原则，鼓励诚信交易，制裁违约侵权行为，保障交易安全；加强涉及资本市场纠纷案件的审理，建立和完善证券侵权民事责任制度，依法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规范证券市场秩序，保障证券市场的平稳运行。
　　14、妥善审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保障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创新能力。加大科技成果权和著作权的保护力度，制止盗版、侵犯专利权等侵权行为，激励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的繁荣，推动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依法制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促进品牌创新，维护商业道德，引导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依法受理涉及网络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加强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依法加强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刑事处罚和民事制裁，最大限度地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15、妥善审理涉外涉港澳台案件和海事海商案件，提高中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坚持平等保护、法制统一、审判独立和透明度原则，正确行使司法管辖权，准确适用中国法、外国法、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对涉外商事海事仲裁的司法监督，依法促进仲裁事业的健康发展。
　　五、坚持宽严相济，确保社会稳定
　　16、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依法严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依法严惩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犯罪，抢夺、盗窃等多发性侵犯财产犯罪，毒品犯罪，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依法惩治生产活动中的重大责任犯罪，保障社会安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依法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依法惩治走私、金融诈骗、洗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伪造货币、骗取进出口退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偷税抗税等犯罪，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法从严惩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依法惩治商业贿赂犯罪，促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
　　17、加强刑事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依法尊重被告人的人格尊严，保障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充分听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保证被告人受到合法、公正、文明的审判；坚持实体处理的正确性与诉讼程序的正当性的统一，既坚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原则，切实做到认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又坚持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切实做到定罪准确，量刑适当，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18、当宽则宽，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重视依法适用非监禁刑罚，对轻微犯罪等，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不大，有悔改表现，被告人认罪悔罪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尽可能地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对具备条件的依法适用缓刑、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罚，并配合做好社区矫正工作；重视运用非刑罚处罚方式，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予以训诫或者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建议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严格执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的政策，对于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一般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发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
　　19、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对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寓教于审，惩教结合，争取更好的矫治效果，有效防止重新犯罪，促使其早日回归社会；严格依法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况和悔罪表现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适当扩大假释的适用，促进罪犯的改造与自新；针对审判中发现的治安隐患和管理漏洞，积极提出司法建议；结合审判工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全面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意识。
　　六、加强制度建设，完善保障机制
　　20、强化诉讼调解，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原则，加大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比重，引导当事人在自愿互让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减少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拓宽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尝试刑事自诉案件和其他轻微刑事案件调解解决的新模式，加大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力度，探索行政诉讼和解制度，推行执行中的和解；加强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指导，支持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调解纠纷、化解矛盾中发挥重要作用。
　　21、完善司法救助制度，彰显司法人文关怀。充分关注贫困群众的司法需求，完善对经济困难的当事人缓、减、免交诉讼费的具体条件与标准，对追索抚养费、赡养费、人身伤害赔偿金、劳动报酬且经济上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以及农民工、下岗职工、孤寡老人、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积极采取缓、减、免交诉讼费的措施，确保符合救助条件的当事人打得起官司；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对于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开庭审理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为其指定辩护人。
　　22、健全巡回审判，落实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方便群众诉讼。巩固和完善人民法庭直接立案的工作机制；根据当地人口分布和案件数量，在人民法庭所在地之外设立固定的巡回审理点，派人定期到巡回审理点审理案件；在农村地区实行流动办案，就地立案、就地审理、即时调解、适时宣判；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解决民间纠纷，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落实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加强对贫困群众或文化水平较低当事人的口头告知，防止告知过程中的“形式主义”和“表面文章”。
　　23、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提高司法效率。进一步规范简易程序的适用，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研究和探索速裁程序制度、诉辩交易制度，尝试小额诉讼案件的快速处理机制。
　　24、完善执行工作机制，加强和改进执行工作。建立统一管理、统一协调、高效运行的执行工作机制，抵制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推行执行公开，拓展执行方法，完善执行措施，最大限度实现胜诉当事人的权益；加强国家执行威慑机制建设，促使当事人自动履行生效裁判；建立特困群众执行救助基金，为他们实现债权提供便利和帮助；科学界定执行权界限，规范执行行为，加强执行管理，切实做到依法执行，文明执行。
　　25、加强司法民主建设，增加司法透明度。健全公开审判制度，做到立案公开、庭审公开、裁判结果公开、执行过程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定期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庭审，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发挥人民陪审员在司法调解和判决中的作用；尊重律师在诉讼中的地位，确保律师在阅卷、庭审过程中的正当权利。
　　26、健全涉诉信访工作机制，完善申诉与申请再审制度。建立全国法院涉诉信访案件处理的统一协调机制和信息管理系统，明确上下级法院之间接待处理涉诉信访的分工与职责，防止互相推诿或重复审查；推行再审审查听证制度，增加申诉和申请再审审查的透明度，提高申诉复查效率；引导当事人审慎行使申诉和申请再审权利，依法表达诉求；通过明确的程序安排，规范申诉和申请再审的审查行为；对符合再审条件的坚决依法再审，确保申请再审案件及时公正处理。
　　七、加强队伍建设，提高保障能力
　　27、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把政治立场坚定、熟悉法律业务、清正廉洁、符合法官法规定条件的人才选拔到人民法院的领导岗位；建立符合审判规律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实现审判职责与行政管理职责的有机平衡；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和司法能力，做到能审判，善协调，会管理；做好领导班子后备干部人选的培养选拔工作，形成更加合理的后备干部队伍。
　　28、加快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严格法官职业准入，提高法官遴选质量，积极推行上级法院法官从下级法院优秀法官中选拔的制度；强化法官职业意识，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提高法官职业技能，不断提高法官驾驭审判活动的水平、司法保障的能力；树立法官职业形象，努力加强法官作风建设，不断培养法官的职业素质；加强法官职业保障，推动适合法官职业特点的任用、晋升、奖励、抚恤、医疗保障和工资、福利、津贴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29、加强基层基础工作。落实从优待基层、从优待一线的政策，在人财物方面，向基层人民法院包括人民法庭倾斜，向中西部地区倾斜；采取有效措施逐步解决法官编制不足问题；结合国家司法考试制度改革，推进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缓解因西部地区法官“断层”而形成的队伍压力；重点加强对基层人民法院尤其是西部基层人民法院院长和法官的培训；配合财政部门制定和完善基层人民法院公用经费保障标准，积极争取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对贫困地区法院经费转移支付的力度，抓紧完成中西部地区人民法庭建设的任务。
　　30、加强司法廉政建设。依法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监督，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和社会各界的民主监督；建立科学的内部权力运行机制，充分发挥诉讼体制自身的监督制约作用；健全完善“不愿为”的自律机制、“不敢为”的惩戒机制、“不能为”的防范机制、“不必为”的保障机制；重点查处利用审判权、执行权贪赃枉法的人和事，坚决清除法官队伍中的害群之马，维护司法廉洁。
　　八、紧紧依靠党的领导，确保人民法院工作的正确方向
　　31、进一步增强自觉接受和依靠党的领导的观念，始终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确保中央政令在人民法院的畅通；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行使职权的统一，坚持执行党的政策与执行法律的统一，确保人民法院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人民法院任重道远。我们要不辱使命，扎实工作，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法〔1999〕217号
1999年10月27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全国地方各中级人民法院，各大单位军事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中级法院：
　　现将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印发，望认真贯彻执行。
　　1999年10月27日

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

　　为了贯彻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落实1999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以下简称“上海会议”）关于推进人民法院改革、切实把人民法院的工作重点放在基层的精神，进一步探索和开拓刑事审判为农村稳定和农业发展服务的工作思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9月8日至10日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了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主管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刑事审判庭庭长。解放军军事法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也派代表参加会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在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与会同志总结交流了近年来自地法院审理农村中刑事案件的情况和经验，分析了当前农村治安形势和农村中刑事案件及农民犯罪的特点，认真讨论了当前审理农村几类主要刑事案件和农民犯罪案件应当注意的若干问题；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维护农村稳定提出了明确要求，现纪要如下：
　　一
　　会议认为，农村稳定是巩固工农联盟的政权、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农村社会治安稳定、农业发展，是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我国城乡犯罪中农民占大多数的状况的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政治稳定、农业稳步发展、农村治安形势总的是平稳的，这是主流。但是在一些地方，还存在影响治安稳定的不容忽视的突出问题。其主要特点表现为：一是农村社会矛盾复杂化，有的导致群体性械斗和上访事件，有的激化为严重治安犯罪案件；二是非法宗教和邪教组织在一些农村乡镇有重新抬头之势；三是农村金融和市场管理秩序混乱，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严重影响农村稳定和农业发展；四是农民间因生产生活、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等内部矛盾激化为刑事犯罪的情况比较突出。这一状况，如不得到有效控制，长期下去，将导致党和政府在农村依靠的基本队伍结构发生变化，不利用于基层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五是一些地方出现的“村霸”、“乡霸”等恶势力及封建宗族势力横行乡里，有的犯罪团伙带有明显的黑社会组织性质，成为威胁农村治安稳定的一大祸端；六是卖淫嫖娼、贩卖、吸食毒品，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在一些农村地区发展蔓延，诱发了多种犯罪。以上问题，在广大农村有一定的普遍性，有的还很突出，不仅影响农村的稳定、改革和农业的发展，也与整个社会的稳定息息相关。尤其值得重视是，农村中刑事犯罪案件和农民犯罪案件在我国所有刑事犯罪案件和罪犯中所占比例逐年增加，特别是在杀人、抢劫、盗窃、伤害案件中，农民罪犯占了大部分，所占比例连年上升。在判处死刑的罪犯中，农民罪犯所占的比例近年来也呈上升趋势。上述情况表明，农村中农民犯罪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治安稳定的重要因素，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治安形势的走向。解决好这一问题实际上也就找到了我国解决犯罪问题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认真分析研究这些问题，提出具体对策意见。对于解决农村稳定、全国社会治安问题具有重大意义。会议认为，涉及农村中犯罪案件、农民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直接关系到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方针、政策能否得到贯彻落实。正确处理好这类案件，不仅仅是审判工作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因此，加强对农村中犯罪案件、农民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维护农村和整个社会稳定，应当始终是人民法院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政治任务。
　　二
　　会议在认真学习《决定》和“上海会议”文件的基础上，结合执行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审判实践，对审理农村中犯罪案件、农民犯罪案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一致认为，对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强奸、绑架等严重危害农村社会治安的暴力犯罪以及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一定要继续坚持从重从快严厉打击的方针。要根据当地社会治安的特点，将经常性“严打”和集中打击、专项斗争结合起来，始终保持“严打”的高压态势，有效地遏制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蔓延的势头，尽一切努力维护好农村社会治安的稳定。同时，对正确适用法律，处理好农村常见多发案件，全面、正确掌握党的刑事政策，取得了一致意见：
　　（一）关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
　　要准确把握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的标准。对故意杀人犯罪是否判处死刑，不仅要看是否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结果，还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全部情况。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注意严格区分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的界限。在直接故意杀人与间接故意杀人案件中，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程度是不同的，在处刑上也应有所区别。间接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虽然都造成了死亡后果，但行为人故意的性质和内容是截然不同的。不注意区分犯罪的性质和故意的内容，只要有死亡后果就判处死刑的做法是错误的，这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当予以纠正。对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的，才可以判处死刑。要准确把握故意伤害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标准。参照1996年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以下简称“工伤标准”），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严重残疾”是指下列情形之一：被害人身体器官大部缺损、器官明显畸形、身体器官有中等功能障碍、造成严重并发症等。残疾程序可以分为一般残疾（十至七级）、严重残疾（六至三级）、特别严重残疾（二至一级），六级以上视为“严重残疾”。在有关司法解释出台前，可统一参照“工伤标准”确定残疾等级。实践中，并不是只要达到“严重残疾”就判处死刑，还要根据伤害致人“严重残疾”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犯罪情节和危害后果来决定刑罚。故意伤害致重伤造成严重残疾，只有犯罪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的，才能考虑适用死刑（包括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二）关于盗窃案件
　　要重点打击的是：盗窃农业生产资料和承包经营的山林、果林、渔塘产品等严重影响和破坏农村经济发展的犯罪；盗窃农民生活资料，严重影响农民生活和社会稳定的犯罪；结伙盗窃、盗窃集团和盗、运、销一条龙的犯罪；盗窃铁路、油田、重点工程物资的犯罪等。对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盗窃惯犯、累犯，盗窃活动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从严惩处。对于盗窃牛、马、骡、拖拉机等生产经营工具或者生产资料的，应当依法从重处罚。对盗窃犯罪的初犯、未成年犯，或者确因生活困难而实施盗窃犯罪，或积极退赃、赔偿损失的，应当注意体现政策，酌情从轻处罚。其中，具备判处管制、单处罚金或者宣告缓刑条件的，应区分不同情况尽可能适用管制、罚金或者缓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中“入户盗窃”的“户”，是指家庭及其成员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生活场所，包括封闭的院落、为家庭生活租用的房屋、牧民的帐蓬以及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等。集生活、经营于一体的处所，在经营时间内一般不视为“户”。
　　（三）关于农村恶势力犯罪
　　案件修订后的刑法将原“流氓罪”分解为若干罪名，分别规定了相应的刑罚，更有利于打击此类犯罪，也便于实践操作。对实施多种原刑法规定的“流氓”行为，构成犯罪的，应按照修订后刑法的罪名分别定罪量刑，按数罪并罚原则处理。对于伙成员相对固定，以暴力、威胁手段称霸一方，欺压百姓，采取收取“保护费”、代人强行收债、违规强行承包等手段，公然与政府对抗的，应按照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处理；其中，又有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犯罪行为的，按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四）关于破坏农业生产坑农害农案件
　　对于起诉到法院的坑农害农案件，要及时依法处理。对犯罪分子判处刑罚时，要注意尽最大可能挽回农民群众的损失。被告人积极赔偿损失的，可以考虑适当从轻处罚。被害人提起刑事自诉的，要分别不同情况处理：受害群众较多的，应依靠当地党委，并与有关政法部门协调，尽量通过公诉程序处理；被害人直接向法院起诉并符合自诉案件立案规定的，应当立案并依法审理。对于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罪所造成的损失数额标准，在最高法院作出司法解释前，各高级法院可结合本地具体情况制定参照执行的标准。
　　（五）关于村民群体械斗案件
　　处理此类案件要十分注意政策界限。案件经审理并提出处理意见后，要征求当地党委和有关部门的意见。既要严格依法办事，又要做好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把处理案件与根治械斗发生的原因结合起来，防止发生意外和出现新的矛盾冲突。要查清事实，分清责任，正确适用刑罚。处理的重点应是械斗的组织者、策划者和实施犯罪的骨干分子。一般来说，械斗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应对组织、策划的犯罪承担全部责任；直接实施犯罪行为的，应对其实施的犯罪行为负责。要注意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对积极参与犯罪的从犯，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符合缓刑条件的，应当适用缓刑；对被煽动、欺骗、裹挟而参与械斗，情节较轻，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不犯罪处理。要注意做好被害人的工作。对因参与械斗而受伤的被害人，也应指出其行为的违法性质；对因受害造成生产、生活上困难的，要协助有关部门解决好，努力依法做好善后工作，消除对立情绪，根除伺机再度报复的潜在隐患。
　　（六）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
　　要从严惩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团伙的首要分子和以拐卖妇女、儿童为常业的“人贩子”。要严格把握此类案件罪与非罪的界限。对于买卖至亲的案件，要区别对待：以贩卖牟利为目的“收养”子女的，应以拐卖儿童罪处理；对那些迫于生活困、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而出卖亲生子女或收养子女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出卖子女确属情节恶劣的，可按遗弃罪处罚；对于那些确属介绍婚姻，且被介绍的男女双方相互了解对方的基本情况，或者确属介绍收养，并经被收养人父母同意的，尽管介绍的人数较多，从中收取财物较多，也不应作犯罪处理。
　　三
　　会议在认真分析了农村中犯罪、农民犯罪的原因和特点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和现状，对处理农村中犯罪案件和农民犯罪案件应当把握的政策界限进行了研究；对正确处理以下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一）关于正确处理干群关系矛盾引发的刑事案件问题
　　开庭审理此类案件，一般要深入发案地，认真查清事实，了解案件发生真实原因，分清双方责任，合情、合理、合法地予以处理。对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欺压百姓、胡作非为，严重损害群众和集体利益，构成犯罪的，要依法严惩；对只是因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构成犯罪的，要做好工作，取得群众谅解后，酌情予以处理。对抗拒基层组织正常管理，纯属打击报复农村干部的犯罪分子，一定要依法严惩；对事出有因而构成犯罪的农民被告人，则要体现从宽政策。群体事件中，处罚的应只是构成犯罪的极少数为首者和组织者；对于其他一般参与的群众，要以教育为主，不作犯罪处理。要充分依靠当地党委和政府，充分征求有关部门对此类案件判决的意见。对当地政府强烈要求判处死刑的案件，要了解有关背景。对于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不能因为担心被告方人多势众会闹事而不判处死刑；相反，对不应当判处死刑的，也不能因为被害方闹事就判处死刑。要依靠党政部门努力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在未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的情况下，不要急于下判。
　　（二）关于对农民被告人依法判处缓刑、管制、免予刑事处罚问题
　　对农民被告人适用刑罚，既要严格遵循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又要充分考虑到农民犯罪主体的特殊性。要依靠当地党委做好相关部门的工作，依法适当多适用非监禁刑罚。对于已经构成犯罪，但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或者法律规定有管制刑的，应当依法免予刑事处罚或判处管制刑。对于罪行较轻且认罪态度好，符合宣告缓刑条件的，应当依法适用缓刑。要努力配合有关部门落实非监禁刑的监管措施。在监管措施落实问题上可以探索多种有效的方式，如在城市应加强与适用缓刑的犯罪人原籍的政府和基层组织联系落实帮教措施；在农村应通过基层组织和被告人亲属、家属、好友做好帮教工作等等。
　　（三）关于村委会和村党支部成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集体财产犯罪的定性问题
　　为了保证案件的及时审理，在没有司法解释规定之前，对于已起诉到法院的这类案件，原则上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
　　（四）关于财产刑问题
　　凡法律规定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均应当依法并处，被告人的执行能力不能作为是否判处财产刑的依据。确实无法执行或不能执行的，可以依法执行终结或者减免。对法律规定主刑有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同时并处没收财产或罚金的，如决定判处死刑，只能并处没收财产；判处无期徒刑的，可以并处没收财产，也可以并处罚金；判处有期徒刑的，只能并处罚金。对于法律规定有罚金刑的犯罪，罚金的具体数额应根据犯罪的情节确定。刑法和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的，按规定判处；没有规定的，各地可依照法律规定的原则和具体情况，在总结审判经验的基础上统一规定参照执行的数额标准。对自由刑与罚金刑均可选择适用的案件，如盗窃罪，在决定刑罚时，既要避免以罚金刑代替自由刑，又要克服机械执法只判处自由刑的倾向。对于可执行财产刑且罪行又不严重的初犯、偶犯、从犯等，可单处罚金刑。对于应当并处罚金刑的犯罪，如被告人能积极缴纳罚金，认罪态度较好，且判处的罚金数量较大，自由刑可适当从轻，或考虑宣告缓刑。这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因为罚金刑也是刑罚。被告人犯数罪的，应避免判处罚金刑的同时，判处没收部分财产。对于判处没收全部财产，同时判处罚金刑的，应决定执行没收全部财产，不再执行罚金刑。
　　（五）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应只限于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行为侵犯和财物被犯罪行为损毁而遭受的物质损失，不包括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对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应当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处理，即应通过追缴赃款赃物、责令退赔的途径解决。如赃款赃物尚在的，应一律追缴；已被用掉、毁坏或挥霍的，应责令退赔。无法退赃的，在决定刑罚时，应作为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予以考虑。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在没有司法解释规定之前，应注意把握以下原则：一是要充分运用现有法律规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补偿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物质损失应包括已造成的损失，也包括将来必然遭受的损失。二是赔偿只限于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失和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三是要适当考虑被告人的赔偿能力。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包括现在的赔偿能力和将来的赔偿能力，对未成年被告人还应考虑到其监护人的赔偿能力，以避免数额过大的空判引起的负面效应，被告人的民事赔偿情况可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四是要切实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附带民事原告人提出起诉的，对于没有构成犯罪的共同致害人，也要追究其民事赔偿责任。未成年致害人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逃的同案犯不应列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关于赔偿责任的分担：共同致害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学校等单位内部发生犯罪造成受害人损失，在管理上有过错责任的学校等单位有赔偿责任，但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交通肇事犯罪的车辆所有人（单位）在犯罪分子无赔偿能力的情况下，承担代为赔偿或者垫付的责任。
　　（六）关于刑事自诉案件问题
　　要把自诉案件的立案关。有的地方为了便于具体操作，制定了具体立案标准，也有的地方实行“立案听证”，让合议庭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审查证据材料，决定是否立案。这些做法可以进一步总结，效果好的，可逐步推广。要注重指导和协助双方当事人自行取证举证。由于广大农民群众法律水平尚不高，个人取证有相当难度，一般情况下很难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据要求。如果因证据不足而简单、轻率地决定对自诉案件不予受理，就有可能使矛盾激化，引发新的刑事案件。因此，对于当事人所举证据不充分的，在指导自诉人取证的基础上，对于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调查取证。要正确适用调解。调解应查清事实、分清责任，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依法进行，不能强迫调解，更不能违法调解。要正确适用强制措施和刑罚。自诉案件经审查初步认定构成犯罪且较为严重的，对有可能逃避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被告人，要依法及时采取强制措施。对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或者能及时到案，不致发生社会危险的被告人，不应当决定逮捕。在处刑上，对自诉案件被告人更应当注意尽量依法多适用非监禁刑罚。

【第35号】宋有福、许朝相故意杀人案——农村邻里纠纷引发的故意不明确的侵犯人身权利案件如何定性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宋有福，男，34岁，汉族，农民。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于1997年8月21日被逮捕。
　　被告人许朝相，男，36岁，汉族，农民。因涉嫌故意杀人罪，于1997年9月1日被逮捕。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玉华，女，39岁，农民，系被害人宋起锋之妻。
　　安徽省阜阳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宋有福、许朝相犯故意杀人罪向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诉讼过程中，被害人宋起锋之妻张玉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被告人宋有福与被害人宋起锋系邻里。因道路纠纷等，两家素有积怨，宋有福便蓄意报复宋起锋。1997年7月31日，宋有福到其连襟被告人许朝相家帮助干农活，邀许找人教训宋起锋，许当即答应并商定于次日夜间动手。次日晚9时许，许朝相又邀约李艳坤（在逃）各带一把剑到达约定地点与宋有福会面。当晚11时许，三人蒙面持剑，翻墙跳入宋起锋家院内。此时，宋起锋女儿宋某某打开室门欲上厕所，被李艳坤捂住其嘴推回室内。宋某某挣扎、呼喊，惊动了宋起锋夫妇。宋起锋夫妇出屋察看动静时，许朝相朝宋起锋胸部猛刺一剑，后与宋有福、李艳坤越墙逃离现场。宋起锋被送往医院时已死亡。经法医鉴定，宋起锋系被刺破主动脉弓，引起大失血而死亡。
　　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宋有福纠集许朝相报复被害人宋起锋，致其死亡，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情节严重，应依法负刑事责任和相应的民事责任。附带民事原告人张玉华要求被告人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应根据被害人家庭的经济损失情况及被告人的实际赔偿能力作出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三十一条及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于1998年1月9日判决如下：
　　1.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宋有福、许朝相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被告人宋有福、许朝相分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玉华经济损失人民币一万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宋有福以其未提出过要杀死被害人，定故意杀人罪不当，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被告人许朝相以其并非要杀死被害人，定故意杀人罪不当，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阜阳市人民检察院以二被告人为泄私愤持剑报复他人并将人刺死，后果严重，原判量刑畸轻为由提出抗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玉华上诉要求增加赔偿数额。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宋有福为报复被害人，指使许朝相等人携剑共同实施犯罪，许朝相在犯罪中见被害人等人大声呼救，即对被害人胸部猛刺一剑后逃离现场。许朝相的行为显然系为达到宋有福唆使的报复被害人的目的，而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应属间接故意杀人。宋有福在预谋犯罪时虽未有明确的杀害被害人的犯意，但其在实施犯罪时见报复被害人的目的已达到，也即逃离现场，故其与许朝相系间接故意杀人的共犯，且二人在犯罪中作用相当，无主从犯之分，应负相同罪责。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宋有福、许朝相深夜持剑蒙面窜入被害人住宅，并将被害人杀死，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依法严惩。公诉机关抗诉要求判处二被告人死刑的理由成立，予以采纳。二上诉人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家庭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予赔偿。附带民事原告人张玉华上诉请求增加民事赔偿数额的理由，经查，原审法院已根据被害人家庭的经济损失情况及被告人的实际赔偿能力作出适当判决，故其上诉理由不再支持。原判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及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于1998年7月7日作出如下判决：
　　1.维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阜中刑初字第23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宋有福、许朝相的定罪和附带民事判决部分；
　　2.撤销一审判决中对被告人宋有福、许朝相的量刑部分；
　　3.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上诉人宋有福、许朝相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将此案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宋有福因与宋起锋有积怨，在纠集许朝相实施报复加害行为过程中，将宋起锋刺死，二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故意杀人罪。犯罪情节严重。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鉴于二被告人作案手段并非残忍，主观上对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不是预谋杀人，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一审判决量刑适当，二审改判失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于1999年11月3日判决如下：
　　1.撤销二审判决中对二被告人的量刑部分；
　　2.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宋有福、许朝相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主要问题
　　1.农村邻里纠纷引发的故意不明确的侵犯人身权利案件如何定性？
　　2.犯罪的具体情节对量刑有何影响？
　　三、裁判理由
　　（一）被告人宋有福、许朝相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被告人宋有福因邻里道路纠纷等，起意对宋起锋实施报复——“教训教训”宋起锋。于是纠集其连襟许朝相等人，深夜持剑进入宋起锋家宅院，在宋起锋夫妇到院内察看动静时，许朝相刺中宋起锋一剑，致其死亡。从被告人宋有福纠集被告人许朝相要“教训教训”被害人的目的来看，其主观故意确实不十分明确，也就是说不能认定为预谋杀人。但当被告人许朝相刺中被害人一剑以后，即与被告人宋有福逃离现场，对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采取了放任态度，这种结果实际也在二被告人预谋持剑“教训”的犯意之中，二人构成共犯。一审判决采纳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对二被告人定故意杀人（间接）罪是正确的。
　　（二）处刑应综合考虑全部案情
　　被告人宋有福、许朝相虽然构成故意杀人罪，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发生，但还不能简单地仅从造成被害人死亡后果上考虑判处二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还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全部情况。二审法院没有采纳抗诉机关对二被告人定直接故意杀人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没有具体考虑到二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大小及具体犯罪情节而改判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我们认为失当。
　　第一，因邻里纠纷引起的杀人案件，虽然也属于危害严重的案件，但同那些因劫财、奸情等杀人的案件还是有区别的。对于造成了被害人死亡后果的杀人案件，由于案件的起因不同，被告人的动机的卑劣程度及主观恶性大小不完全一样，对社会的危害也不完全相同，在量刑上亦应有所区别。被告人宋有福与邻里的道路纠纷是家族历史性的，且发生过争吵、打架，宋有福也曾被打过，故早就怀恨在心。此次是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被罚款而怀疑是被害人从中作梗，加速了报复教训被害人的行为，事先预谋并非要杀死被害人，只是议论要“打一顿出出气，教训教训他”，故二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相对较小。
　　第二，本案虽然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但纵观二被告人犯罪的全过程，主观上对危害后果是持放任态度，放任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宋有福是为了报复教训被害人，事先还讲了“别打那么狠”的话，逃离现场放任了后果的发生；许朝相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受宋的指使，但其在被害一方呼救时，为逃跑刺中被害人一剑，不计被害人的死活，而放任了危害后果的发生，这种犯罪本身是定伤害还是杀人罪在理论上就有争论，所以，即使按后果认定为杀人罪，也不能认为犯罪手段十分残忍、情节特别恶劣。
　　第三，本案是间接故意杀人。间接故意杀人，对被害人是死是活，并不积极追求，而是听之任之，采取放任态度。间接故意杀人的主观恶性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比直接故意杀人要小，处刑时应注意加以区别，判处死刑更应特别慎重。
　　一审判决考虑到二被告人犯罪起因及犯罪的具体情节，对二被告人定故意杀人罪（间接）分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无不当，不能认为本案的处刑“畸轻”，“确有错误”。因此检察机关抗诉的理由不充分，二审改判二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量刑失当。最高人民法院在复核该案时，没有核准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二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而是撤销了该院二审判决对二被告人的量刑部分，以故意杀人罪对二被告人分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笔者认为是正确的。
　　（审编：王玉琦）

【第511号】张俊杰故意杀人案——同事间纠纷引发的杀人案件应慎用死刑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俊杰，男，1962年7月21日出生，乌鲁木齐铁路局信号工。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于2007年3月2日被逮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乌鲁木齐铁路运输分院以被告人张俊杰犯故意杀人罪向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张俊杰对杀死被害人施玉军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辩称被害人在起因上有过错，系被害人先挑衅，其被公安机关处理后，被害人又不同意斡旋调解，反而向其勒索5000元。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1.张俊杰杀死施玉军后告诉李建方，李建方和张俊杰的妻子报案，应属自首；2.被告人主观动机与其他故意杀人案件不同，具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3.本案的发生与被告人有偏执性人格障碍有很大关系。
　　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2006年11月30日晚，被告人张俊杰因琐事与同在乌鲁木齐铁路运输学校参加培训的铁路职工施玉军、蔡文仲发生口角进而厮打，致蔡文仲轻伤。次日，张俊杰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12月8日，公安机关通知保证人李建方让张俊杰去一趟，张俊杰误认为施、蔡二人不放过自己，自己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即产生如施玉军不同意斡旋调解就将其杀死之念。12月10日，张俊杰打听到施玉军正在乌苏火车站值班，即携带菜刀、匕首各一把，以及白酒、食品、饮料等物到乌苏火车站，在信号工区宿舍找到施玉军，拿出白酒和食品向施玉军道歉并请求施玉军在其和蔡文仲之间调解，张俊杰见施玉军拒绝其要求，即抽出匕首向施玉军连续捅刺，致其当场死亡。而后，张俊杰将房门反锁，用菜刀将自己双手腕划开，用毛巾蘸血在墙上书写“害人害己，罪有应得，同归于尽，十分公平”16个字，又用匕首在自己胸腹部扎了两刀。期间，张俊杰给李建方发短信告知其将施玉军杀死并准备自杀。李建方随后通知了张俊杰妻子兰素萍并报警，兰素萍赶到现场亦让同事打电话报警。公安人员到达现场后，张俊杰在房间内持匕首以自杀相威胁不让他人靠近，公安人员经劝诫无效，乘其不备冲入房内将其制服抓获。
　　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认为，被告人张俊杰因琐事与他人发生争执，进而报复杀人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张俊杰辩称对方先挑衅，没有证据证实。辩护人所提“系自首”，与张俊杰没有直接投案，公安人员到达后又以自杀相威胁的事实不符；经鉴定，张俊杰虽有人格障碍，但为有刑事责任能力人，系有预谋的报复杀人，故对辩解和辩护意见均不予采纳。据此，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张俊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审宣判后，张俊杰不服，提出上诉，称其受不法侵害在先，有自首情节，可说服家人尽最大可能进行赔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俊杰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害人施玉军并无明显过错，被告人张俊杰亦无自首的主观愿望。故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张俊杰因琐事与他人发生矛盾后持刀行凶，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犯罪情节和后果严重，应当依法惩处。第一审判决和第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鉴于本案系被告人与被害人在培训期间因琐事引发，被告人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其家属能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的经济损失，原判对张俊杰判处死刑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八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1.不核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7）新刑二终字第139号维持第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张俊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
　　2.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7）新刑二终字第139号维持第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张俊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
　　3.发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二、主要问题
　　1.公安机关根据被告人家属报案而抓获被告人，是否成立自首?
　　2.同事间纠纷引发的杀人案件应如何适用刑罚?
　　三、裁判理由
　　（一）被告人家属虽报案，但并未送被告人归案，在警方到达现场后被告人未自愿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控制之下的，依法不能成立自首。
　　根据刑法关于自首构成要件的规定，自首必须具备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罪行两个要件。本案中，被告人张俊杰归案后如实供述了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因此，认定其是否具有自首情节的关键在于其是否具有自动投案的行为。而是否自动投案，可以从两方面考察：一是考察是否具有自动投案的意思，即投案是否出于犯罪分子本人的意志，最低要求也必须不违背本人的意志；二是考察是否具有自动投案的实际行动。概言之，自动投案就是自愿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实践中，往往有被告人自己没有报案，而是他人报案或者亲友报案，但被告人对于他人报案并未表示反对，且报案后明知公安人员即将对其实施抓捕，但是出于等候警方处理，接受公安机关抓捕的目的而滞留现场等候，在公安机关到达后并无反抗的，此时，仍然可以认定其构成自首。其原因就在于被告人明知他人向警方报案却未逃跑，而是在现场等待抓捕不予反抗的行为，表明其愿意将自己置于公安机关的控制之下，因而可以视为向公安机关投案。
　　具体到本案，张俊杰作案后发短信给保证人李建方，李建方打电话向张俊杰确认此事，并表示要报案，张俊杰回答“随便”，而后李建方与张俊杰妻子兰素萍联系，并在兰授意下报警，兰到达现场，发现确实出事后，亦让同事报警，虽然对他人报警并未反对，且在犯罪现场滞留并未逃离，但是，张俊杰在公安人员到达后，却手持匕首顶住胸部，不让公安人员靠近，表明其拒绝将自己置于公安人员控制之下，故不能认定自首情节。
　　从亲友报案的角度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张俊杰的妻子兰素萍虽报案，但并未送张俊杰归案，张俊杰在公安人员到达后，拒绝接受公安机关的控制，不符合司法解释关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这一要件的规定，因此不能认定自首。
　　（二）同事间纠纷引发的杀人案件应慎重适用死刑。
　　《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纠纷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这里的民间纠纷，包括但不限于邻里纠纷，也包括那些因为工作、生活等矛盾引起的纠纷；也不限于农村的民间纠纷，城市中发生的民间纠纷也可以适用《纪要》规定的精神。
　　具体到本案，不核准张俊杰死刑，主要有以下理由：
　　1.案件起因方面。张俊杰在培训期间与施玉军共同商量请老师吃饭，而施玉军在张俊杰对老师说了后又反悔，张俊杰遂与施玉军、蔡文仲发生争执、打斗，致蔡文仲轻伤，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张俊杰多次寻求和解未果。而后，张俊杰因误认为蔡、施二人不放过自己，自己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工作将保不住，而自己尚有正读高中的女儿与没有工作的妻子需要养活，绝望之下，产生了如施玉军不同意斡旋调解，即杀死施玉军之念。案发当日，张俊杰携带食品、匕首、菜刀等物到信号工区宿舍，请求施从中调解，遭施拒绝后，决定与施玉军同归于尽。虽然被害人施玉军在本案中无明显过错，但本案毕竟是同事问因琐事纠纷引发的悲剧，发生在同事熟人之间，不属极端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
　　2.家属报案。如前所述，由于张俊杰作案后拒绝接受公安机关的控制而不能认定其具有自首情节，但保证人李建方在张俊杰妻子兰素萍授意下报警，兰素萍到现场事后亦报警，致使公安机关及时抓获了被告人，并迅速破案。被告人张俊杰家属的及时报案行为，使得公安机关及时破案，节省了司法资源，有利于社会，同时其通知有关人员代为报案及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亦反映出其一定的悔罪心态，故可作为对被告人酌定从轻的情节考虑。
　　3.被告人悔罪，被告人家属积极赔偿被害方损失。张俊杰在二审期间提出愿意赔偿被害方的经济损失，以减轻其罪责，其妻子兰素萍在生活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用其妹的房子作抵押借款30000元，连同其母的20000元养老金，一共筹得52000元交至二审法院，希望法院能够从轻判处。被告人的民事赔偿虽不能完全补偿被害方的经济损失，但其家属倾其所能积极赔偿的态度，有利于社会的和谐，故可作为对被告人酌定从轻的情节。
　　综上，本案被告人因为生活琐事一时冲动而实施的杀人行为，其与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行凶杀人案件的社会危害性不可等同，考虑到家属及时报案及积极赔偿被害方损失等因素，从慎用死刑的基本刑事政策出发，对其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2005年06期】邢台市人民检察院诉路国平故意杀人案

　　【争议焦点】
　　由民事纠纷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被告人与被害人双方都存在过错的，依法应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可否不立即执行？
　　【案例要旨】
　　酌定量刑情节是指刑法未明文规定，根据立法精神，由人民法院从审判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在量刑时酌情考虑的情节。司法实践中，在被判死刑的被告人不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情况下，不应忽视对被告有利的酌定情节，而应充分考虑酌定情节在量刑中的作用。对于由民事纠纷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如果该案件中的被告人与被害人双方都存在过错，且被告人在羁押期间具有酌定从轻情节的，根据我国严格控制死刑适用的原则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审判机关可在判定死刑的同时宣告不立即执行。
　　邢台市人民检察院诉路国平故意杀人案
　　【裁判摘要】
　　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但鉴于本案系民事纠纷引发，双方在起因上均有一定过错，且被告人在羁押期间有制止他人自杀的情节，对其判处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04）刑复字第160号
　　被告人路国平，男，1979年8月2日出生，汉族，河北省沙河市人，初中文化，农民，住河北省沙河市高店村。2000年4月17日被逮捕。现在押。
　　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邢台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路国平犯故意杀人罪一案，于2002年6月22日以（2002）邢刑初字第5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路国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路利国（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8000元。宣判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上诉，邢台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12月11日以（2002）冀刑一终字第76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撤销一审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路国平的量刑部分，认定路国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依法报请本院核准。本院于2003年5月13日以（2003）刑复字第19号刑事裁定，撤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2）冀刑一终字第76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发回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判，于2004年3月24日以（2003）冀刑一终字第70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撤销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邢刑初字第5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路国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再次依法报请本院核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复核。现已复核终结。
　　经复核确认：2000年3月18日晚8时许，被告人路国平酒后驾驶摩托车带路利国（同案被告人，已判刑）返家，行至沙河市高店村西时，遇被害人崔书林驾驶摩托车酒后倒地挡在路中，影响车辆通行。路国平叫崔书林让路，崔未动，双方发生口角并殴斗。路国平、路利国将崔书林打倒在地，在路利国按住崔书林殴打时，路国平用石头砸在崔的头部。后路国平、路利国逃离现场。崔书林因头部受钝性外力作用致硬膜下血肿当场死亡。
　　上述事实，有现场勘查笔录、提取的作案石头及法医鉴定结论、证人证言证实。被告人亦供认，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路国平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
　　一、二审判决定罪准确。但一、二审判决认定被告人路国平驾驶摩托车轧在被害人崔书林的腿部，并引发双方发生口角并殴斗的事实，仅有证人席海生一人证言，无其他证人证言及被告人供述印证，且与公安机关的尸检报告不符，证据不确实、充分，本院不予认定。鉴于本案系因民事纠纷引发，双方在案件起因上均有一定过错，且被告人路国平在羁押期间有制止他人自杀的表现等具体情节，对被告人路国平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冀刑一终字第70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路国平的量刑部分；
　　二、被告人路国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 李武清

审判员 张思敏

审判员 朱伟德

二00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刘世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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