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滚动播报
核心导读
一份2016年签订的521万余元拆迁补偿协议，评估报告却晚20天才出具；企业系2003年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项目，持有完整立项手续、存在真实固定资产投入，补偿金额经与市县铁路办长达一年多的多轮协商敲定。
八年之后，企业实际控制人薛广却被一审、二审以诈骗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十一年六个月有期徒刑。案件曝光后，多重程序违法疑点、实体法律认定冲突、同法院同案不同判等问题引发法律界强烈争议。
7月30日，北京法学教授、多名资深刑事律师在京举行专项专家法律研讨会，全体参会专家形成统一意见：本案不满足诈骗罪法定构成要件，拆迁领域“先谈补偿、后补评估” 的 “谈迁”模式属于行政协商范畴，不应以刑事诈骗定罪处罚。
本案折射出当前拆迁补偿类刑案 “民刑边界模糊、刑罚权不当扩张” 的司法困境，如何区分行政程序瑕疵与刑事犯罪，厘清“谈迁”与诈骗的法律界限，成为法学界亟待回应的核心命题。
一、案件始末：招商引资企业动迁补偿，八年之后沦为 “诈骗案”
2003年8月22日，辽宁阜蒙县大坝铁选厂经当地发改部门正式立项批复，属于县域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批复投资规模148.5万元，规划年产精铁粉2万吨。企业实际控制人为时任阜蒙县公安局副局长薛广，项目落地后因市县两级政府规划冲突，环保、用地政策矛盾，工厂长期无法投产，十余年间持续产生基建、设备、原材料、场地看护等巨额沉没投入。
2015年，锦阜高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启动，大坝铁选厂划入动迁范围。此后一年多时间里，薛广与市、县两级铁路办工作人员持续开展补偿磋商，多轮沟通后双方达成一揽子补偿合意。2016年9月18日，阜蒙县铁路办与铁选厂正式签署《拆迁补偿协议》，约定补偿总金额5211320元。极具争议的程序倒置事实随之出现：案涉资产评估报告直至2016年10月8日才出具，距离协议签订间隔 20天，评估总值521万余元。当年10月18日，铁路办足额拨付全部补偿款项，动迁流程全部办结。
当地拆迁领域普遍存在“谈迁补偿”操作逻辑：征收方与被拆迁企业先行协商确定整体补偿价格，评估机构事后出具报告、拆分分项数值，仅作为内部归档、审计备查的程序性材料，评估结果不具备定价决定性作用。彼时各方均认可该操作模式，无人提出违法、欺诈质疑。
时间推移至2024年5月，新邱区监察委员会对薛广立案并采取留置措施，随后以受贿罪、诈骗罪两项罪名移送司法机关。原审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薛广伙同他人虚构蓄水池、租地、铁矿石运费相关事实，骗取国家补偿款286.0292万元，构成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另认定受贿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合并执行十一年六个月。二审法院裁定维持原判。
一纸有罪判决，将合法经营、经政府协商达成补偿的招商引资企业主推上刑事被告席。卷宗材料、同步录音录像、证人证言暴露出大量程序违法、事实认定矛盾，迅速引发法律实务界与学界广泛讨论。
二、案件核心实体争议：三大定罪分项缺乏事实支撑，“谈迁” 定价不能倒推诈骗
原审判决将286万余元 “诈骗数额” 拆解为蓄水池补偿10万元、租地补偿 13.6万元、铁矿石运费262.4292万元三项。
（一）蓄水池补偿：属于动迁漏项增补，并非虚构资产
法院认定蓄水池为村集体灌溉设施，与铁选厂无关，补偿款项属于骗取所得。但卷宗证据形成相反完整逻辑链条：评估师储宏博笔录证实，蓄水池项目由薛广提出属于动迁漏项后，县铁路办主任袭某江向上级请示，主动将该设施增补进入核量表；蓄水池配套供水管道通厂区，属于企业生产配套设施。征收方工作人员主动纳入评估范围，足以证明征收机关认可该设施属于补偿对象，不存在薛广单方虚构资产骗取补偿的客观行为。法院未实地核查场地管线、未完整采信评估师原始证言，仅凭单一模糊证人证言作出否定认定，证据采信明显片面。
（二）租地补偿13.6万元：无证据证实薛广指使造假，孤证不能定案
控方依据土地权利人王某华证言，认定薛广指使他人签订虚假租地协议套取补偿，但在案证据存在根本性矛盾：王某华笔录明确陈述，签订协议全程未接触薛广，薛广从未安排、授意其签字；薛广在接受调查时，自始至终坚决否认知晓、主导虚假租地协议，办案机关未调取薛广指使造假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直接沟通记录等客观证据。
（三）铁矿石运费 262.4292 万元：数据由征收机关拍板确定，企业无单方虚构行为
该项是原审认定诈骗金额最大的分项，也是本案核心矛盾点。多名六方核量组成员、评估师笔录等相互印证多重关键事实：
1、2015年四次现场核量，铁路办工作人员全程未对现场堆放铁矿石进行实地丈量、体积测算，矿石数量、运输距离从未现场核实；
2、铁矿石运费配套表格并非薛广制作提交，由县铁路办主任袭某江直接交付评估机构；
3、最初议定矿石运输距离仅20公里，市铁路办主任张某辉在协商时直接拍板调整为 100公里，并非薛广主动虚报；
4、评估机构工作人员证实，应铁路办工作人员要求调高分项评估数值，匹配会前协商确定的521万元总补偿额，评估报告属于 “倒推式” 出具。
简言之，矿石相关全部评估数据、计价标准、分项金额调整，主导权完全掌握在铁路办公职人员手中，企业仅被动配合提交基础材料，不存在主动虚构数据、隐瞒事实骗取补偿的独立行为。
除此之外，从整体补偿对价层面，本案彻底缺失诈骗罪必备的 “非法占有目的” 主观要件，这也是专家集体形成无罪意见的核心论据。
第一，企业资产价值远超补偿总额。2012年企业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铁选厂整体作价1000万元，薛广自述建厂实际投入400至500万元，多年停产产生巨额经营损失。双方协商阶段薛广心理补偿底线为600万元，最终仅达成521万元补偿，企业整体处于亏损状态，不存在无偿侵占国家财产的主观意图。
第二，补偿款项全部用于偿还建厂债务、企业经营周转，无转移、挥霍、隐匿资金行为，家属全程配合涉案款项追缴，不存在拒不返还、恶意占有补偿款的客观表现。
第三，案涉铁矿石、厂房、构筑物均为真实存在的有形资产，并非薛广凭空捏造补偿标的，具备完整对价基础。诈骗罪要求行为人针对不存在、不归属自身的财产虚构事实，本案补偿对象真实合法，根本不具备 “空手套白狼” 的诈骗基础。
三、法学专家核心论证：从犯罪构成四要件，完整否定诈骗罪成立
7月30日研讨会，北京师范大学法学教授王志祥、京本、京赐、浩略律师事务所多名律师分别从刑法理论、司法判例、因果关系规则、行政与刑事边界四大维度系统论证：专家研讨中一致认为，三项指控均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无法证明薛广实施刑法意义上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行为。统一观点：薛广不构成诈骗罪，原审判决存在根本性法律适用错误。
（一）客观因果链条完全断裂，诈骗罪法定构造无法成立
诈骗罪标准行为逻辑为：行为人虚构 / 隐瞒事实→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物、被害人遭受损失，四层逻辑环环相扣，任一环节断裂即排除犯罪成立。专家一致论证本案两处关键链条断裂：
1、征收机关全程知情，未陷入刑法意义上的错误认识。市、县铁路办全体参与谈判、核量、定价的工作人员，全部知晓铁矿石未实测、分项数据事后调整、蓄水池、租地资料存在瑕疵等全部事实，整体补偿总价是多部门开会协商确定，评估分项仅为满足内部归档要求人为拆分。公职人员并非因薛广隐瞒事实产生误判，而是在明知材料存在瑕疵前提下，基于企业多年停产损失、铁路工程推进需要主动确定补偿金额，不存在 “被骗” 基础。
2、财产处分的决定性行为由公职人员独立作出，与薛广行为无刑法因果关系。原审另案已认定铁路办原主任袭某江构成滥用职权罪，裁判文书明确记载袭某江明知材料存在不实，仍审核上报补偿方案。专家指出，即便假设薛广存在轻微不实陈述，征收环节多层公职人员层层审核、自主调整数据、会议拍板定价，滥用职权行为已经介入因果流程，国家补偿款发放的直接原因是公职人员违规履职，而非薛广的陈述行为，因果关系发生中断，无法归责于薛广。
北京京本律师事务所主任连大有对比同院生效无罪判例（2022）辽09刑终11号郭凤艳案：该案当事人主动篡改房屋属性、行贿60万元套取补偿，同一审判团队最终否定诈骗罪成立，裁判核心理由即为征收工作人员全程知情，损失源于公职人员履职瑕疵。本案薛广无行贿、无主动编造核心数据、全程被动配合，按照 “举轻以明重” 规则，更不应认定为刑事诈骗。
（二）不存在刑法层面的财产损失，无诈骗罪保护法益遭受侵害
诈骗罪侵犯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成立犯罪必须造成实质性财产损失。王腾律师提出，判断是否存在财产损失，不能割裂企业全部资产、仅截取个别分项单独核算，应当综合企业整体资产价值衡量。案涉铁选厂合法立项、千万级资产投入，521万元补偿总额低于企业实际价值，国家不存在净财产损失，刑法无需介入规制。
同时，拆迁领域 “打包协商、事后补评估” 属于多地征收通行行政操作，具备行政活动容许性，仅属于行政程序不规范，对应整改途径为行政追责、民事调整补偿金额，不属于刑法规制范畴。不能将行政瑕疵直接升格为刑事犯罪，避免刑罚权不当干预行政征收民事协商。
（三）主观层面欠缺非法占有目的，客观归罪违反刑法基本原则
王志祥教授重点指出原审判决存在典型客观归罪错误：法院仅依据分项评估数值与实际存在出入，直接推定薛广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未综合企业投入、补偿议价过程、资金用途、资产价值等全部客观事实综合判断。
非法占有目的要求行为人自始具有无偿侵占公共财产、拒不返还的主观故意。薛广主张补偿仅为弥补政府规划冲突带来的停产亏损，诉求具备合理民事基础；全程配合征收核查，补偿款用于清偿合法债务，无任何逃避责任、恶意占有行为。现有全部证据，无法形成排他性证明，证实薛广具备诈骗主观故意，依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不应作出有罪认定。
（四）“先签协议、后出评估” 的谈迁模式，不能作为入罪依据
郝赟律师区分两类拆迁补偿定价模式，厘清民刑边界：若征收方依据企业单方提交的完整真实材料，逐项累加形成补偿总额，企业刻意虚构核心数据抬高价款，具备诈骗入罪空间；若征收机关基于历史遗留损失、工程建设需要，与企业协商一揽子包干补偿，事后为匹配总价调整评估分项、补充档案材料，协商定价是补偿款发放根本依据，事后评估仅为合规包装流程，不能以分项数据瑕疵追究被拆迁人刑事责任。
本案明显属于第二类谈迁模式，补偿金额是多方协商妥协结果，评估报告不影响最终付款决定。辽宁阜新中院官网曾刊载浙江高院法官专业文章，明确拆迁谈迁行为不宜认定非法占有、不应定罪，原审裁判完全背离本院公示司法观点，法律适用尺度前后矛盾。
四、同案不同判凸显司法尺度失衡，引发统一法律适用质疑
本案最受法学界诟病的问题，在于同一法院、同一审判法官，针对事实高度近似的拆迁补偿案件作出截然相反裁判。
阜新中院（2022）辽09刑终11号郭凤艳诈骗、行贿案，二审审判长、审判员与本案二审合议庭人员完全一致。郭凤艳主动篡改不动产属性、主动行贿套取补偿，法院综合征收机关全程知情、损失源于公职人员滥用职权，最终宣告诈骗罪不成立。反观薛广案，当事人无主动造假、无行贿行为，仅配合征收机关完善归档材料，却被认定诈骗、判处重刑。
同一法院官网2023年转载浙江高院法官专业文章，清晰确立裁判规则：拆迁协商谈迁模式下，不能仅凭补偿金额协商确定、评估存在分项瑕疵，推定被拆迁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宜认定诈骗罪。原审判决完全背离本院公示裁判理念，同类事实裁判标准飘忽不定，严重损害司法统一性与公信力。
专家表示，同案不同判违背类案检索、统一法律适用司法改革要求，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有权就此提起申诉，上级法院应当重点核查两案裁判逻辑冲突，纠正错误定罪。
五、专家共识与司法警示：严守拆迁补偿民刑边界，防止刑事手段异化
本次参与研讨会的法学学者、刑事律师形成统一专业共识，向司法机关提出四点核心法律意见：
第一，撤销本案诈骗罪定罪量刑部分，薛广不具备诈骗罪主客观全部构成要件，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依法改判无罪或发回重审。
第二，全面核查案件程序违法事实，对篡改笔录、诱供、隐匿无罪证据等非法取证行为启动程序纠错，对同步录音录像与书面供述不一致的证据全部予以排除。
第三，统一本地拆迁补偿类案件裁判尺度，区分行政协商“谈迁”行为与刑事诈骗，严格把握诈骗罪因果关系、非法占有目的认定标准，杜绝仅以评估分项瑕疵、补偿金额协商定价直接入罪。
第四，厘清行政纠纷与刑事犯罪边界，征收补偿协商争议优先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民事调解途径化解，严禁将刑事追责作为解决拆迁补偿分歧的工具，防止刑罚权不当扩张侵害市场主体合法财产权益。
从行业层面，本案为全国拆迁征收、刑事审判领域提供重要警示：招商引资企业因政府规划冲突长期停产，本身具备合法补偿请求基础；征收过程中 “先定价、后评估” 属于地方行政操作惯例，不能事后回溯、以刑事罪名追责企业经营者。若司法机关随意将拆迁协商中的材料瑕疵定性为诈骗，将导致所有与政府协商补偿的市场主体人人自危，大幅破坏营商环境与行政征收信赖基础。
写在最后
薛广案的最终结果如何，尚待法律界的持续关注。目前，当事人家属仍在等待法院的“判后答疑”，且已向巡视组反映此案存在的冤错问题。
但无论如何，在拆迁补偿这一涉及千千万万被拆迁人切身利益的领域，罪与非罪的界限必须清晰，司法的标准必须统一。
先签协议后出评估报告，是“谈迁”还是诈骗？同一法院、同一法官，却被指“同案不同判”，这能体现司法的公正性吗？
这些问题，不仅关乎薛广一个人的命运，更关乎我们每个人对法治的信心。
原文链接：
辽宁阜新一起拆迁补偿沦为诈骗案引发质疑 专家一致认为不构成诈骗罪 - 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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