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七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1999年12月2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江泽民
1999年12月25日

　　为了惩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对刑法作如下补充修改：
　　一、第一百六十二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六十二条之一：“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帐簿、财务会计报告，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单位犯罪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二、将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修改为：“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两款罪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三、将刑法第一百七十四条修改为：“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擅自设立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伪造、变造、转让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四、将刑法第一百八十条修改为：“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
　　五、将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条修改为：“编造并且传播影响证券、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扰乱证券、期货交易市场，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
　　“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的从业人员，证券业协会、期货业协会或者证券期货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伪造、变造、销毁交易记录，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六、将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一）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或者持仓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的；
　　（二）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互相进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相互买卖并不持有的证券，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
　　（三）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进行不转移证券所有权的自买自卖，或者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自买自卖期货合约，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
　　（四）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的。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投。”
　　七、将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修改为：“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或者客户资金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国有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国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国有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国有金融机构委派到前款规定中的非国有机构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八、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增加一项，作为第三项：“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原第三项改为第四项。
　　九、本修正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刑法修正案修正前后对比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
（2001年8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六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于2001年8月3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江泽民
2001年8月31日

　　为了惩治毁林开垦和乱占滥用林地的犯罪，切实保护森林资源，将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修改为：
　　“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本修正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刑法修正案（二）修正前后对比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
（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四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01年12月2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江泽民
2001年12月29日

　　为了惩治恐怖活动犯罪，保障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对刑法作如下补充修改：
　　一、将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修改为：“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将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三、将刑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修改为：“组织、领导恐怖活动组织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四、刑法第一百二十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二十条之一：“资助恐怖活动组织或者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五、将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修改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六、将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修改为：“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的，或者盗窃、抢夺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的，或者抢劫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或者盗窃、抢夺国家机关、军警人员、民兵的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七、将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修改为：“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一）提供资金帐户的；（二）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的；（三）通过转帐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四）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五）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八、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九、本修正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刑法修正案（三）修正前后对比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
　　（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三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02年12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江泽民
2002年12月28日

　　为了惩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行为，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对刑法作如下修改和补充：
　　一、将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修改为：“生产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二、在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逃避海关监管将境外固体废物、液态废物和气态废物运输进境，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原第二款作为第三款，修改为：“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三、将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修改为：“下列行为，以走私罪论处，依照本节的有关规定处罚：（一）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国家禁止进口物品的，或者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走私进口的其他货物、物品，数额较大的；（二）在内海、领海、界河、界湖运输、收购、贩卖国家禁止进出口物品的，或者运输、收购、贩卖国家限制进出口货物、物品，数额较大，没有合法证明的。”
　　四、刑法第二百四十四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四十四条之一：“违反劳动管理法规，雇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从事超强度体力劳动的，或者从事高空、井下作业的，或者在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等危险环境下从事劳动，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造成事故，又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五、将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条第三款修改为：“以原料利用为名，进口不能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液态废物和气态废物的，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六、将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修改为：“违反国家规定，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及其制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七、将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修改为：“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量特别巨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非法收购、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盗伐、滥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从重处罚。”
　　八、将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修改为：“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不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或者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有前三款行为的，同时又构成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九、本修正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刑法修正案（四）修正前后对比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
　　（2005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05年2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
2005年2月28日

　　一、在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有下列情形之一，妨害信用卡管理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量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一）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持有、运输的，或者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数量较大的；
　　“（二）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数量较大的；
　　“（三）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
　　“（四）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
　　“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犯第二款罪的，从重处罚。”
　　二、将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信用卡诈骗罪）
　　“（一）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
　　“（二）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
　　“（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
　　“（四）恶意透支的。
　　“前款所称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
　　“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三、在刑法第三百六十九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将该条修改为：“破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破坏重要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破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罪）
　　“过失犯前款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过失损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罪）
　　“战时犯前两款罪的，从重处罚。”
　　四、本修正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刑法修正案（五）修正前后对比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
（2006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一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06年6月2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
2006年6月29日

　　一、将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修改为：“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二、将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条修改为：“安全生产设施或者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五条之一：“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四、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九条之一：“在安全事故发生后，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报或者谎报事故情况，贻误事故抢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五、将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修改为：“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或者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六、在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之一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六十二条之二：“公司、企业通过隐匿财产、承担虚构的债务或者以其他方法转移、处分财产，实施虚假破产，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七、将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修改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仍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八、将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九、在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六十九条之一：“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利用职务便利，操纵上市公司从事下列行为之一，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无偿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的；
　　（二）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的；
　　（三）为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的；
　　（四）为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或者无正当理由为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的；
　　（五）无正当理由放弃债权、承担债务的；
　　（六）采用其他方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指使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犯前款罪的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是单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十、在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况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刑罚，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十一、将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操纵证券、期货市场，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或者持仓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
　　（二）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期货交易，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
　　（三）在自己实际控制的帐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或者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自买自卖期货合约，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
　　（四）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
　　单位犯前款罪，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十二、在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八十五条之一：“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的财产，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等公众资金管理机构，以及保险公司、保险资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违反国家规定运用资金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十三、将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修改为：“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的，依照前款罪的规定从重处罚。”
　　十四：将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吸收客户资金不入帐，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十五、将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为：“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人人员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十六、将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盗，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
　　（一）提供资金帐号的；
　　（二）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的；
　　（三）通过转帐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
　　（四）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
　　（五）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
　　十七、在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六十二条之一：“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十八、将刑法第三百零三条修改为：“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十九、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修改为：“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十、在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九十九条之一：“依法承担仲裁职责的人员，在仲裁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决，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十一、本修正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2009年2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
2009年2月28日

　　一、将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修改为：“走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等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将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修改为：“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三、将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修改为：“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较大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对多次实施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
　　“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四、在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五、将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修改为：“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
　　六、将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修改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犯前款罪，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七、在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八、在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之一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六十二条之二：“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九、在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中增加两款作为第二款、第三款：“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前款规定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采用其他技术手段，获取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或者对该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或者明知他人实施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为其提供程序、工具，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十、在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十一、将刑法第三百三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的，或者有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危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十二、将刑法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二款修改为：“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伪造、盗窃、买卖或者非法提供、使用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原第三款作为第四款，修改为：“单位犯第二款、第三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十三、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十四、将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该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十五、本修正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刑法修正案（七）修正前后对比
　

《刑法修正案（七）》解读
文/黄太云

　　作者单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称“修正案（七）”），对刑法中涉及贪污贿赂犯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侵犯公民权利犯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危害国防利益犯罪的一些规定作了修改，并增加规定了一些新的犯罪。对于进一步完善刑法，惩治腐败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维护国防利益，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必将会起到积极重要作用。
　　现就修正案（七）各个条文的立法背景、条文的主要内容作简要介绍。
　　一、修改了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增加了“走私国家禁
　　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罪”的概括性规定我国刑法分则在走私罪一节中对走私犯罪按走私对象的不同分别以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走私淫秽物品和走私普通应税货物、物品作了规定。在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对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作了具体列举，规定了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罪等犯罪。
　　海关总署提出，在查禁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的缉私活动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执法遇到了一些新问题。随着近年来我国古生物化石群的接连发现和进行古生物化石非法交易的利润增加，古生物化石滥挖、滥采、贩卖情况趋于突出，走私外流情况也日益严重，这不仅导致数不胜数的珍贵化石被破坏、贩卖和流失，也使我国失去大量宝贵的地质遗产，对科学研究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从海关办理古生物化石走私案件实践看，法律上遇到的难题主要是：全国人大常委会2005年12月29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文物的规定适用于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解释》（简称《解释》），将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纳入文物范畴进行刑法保护，但对于走私上述两类化石以外的、有科学研究价值的无脊椎动物、古植物化石的行为很难适用《解释》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近些年来不法分子受非法利益驱使，走私国家明令禁止进出口的来自境外疫区的动植物及其产品的案件屡有发生，对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社会经济秩序具有严重的危害性：一是由于来自疫区的冻品（大多是冷冻的鸡翅、鸡胸脯、鸡腿、牛肉、猪蹄和内脏等）未经过合法的检验、检疫，且大多来自境外爆发疯牛病、禽流感、口蹄疫的国家或者地区，很可能含有危害公共卫生安全的致病细菌和病毒。一旦走私进入内地市场，将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二是冻品在我国境内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走私冻品入境给走私分子带来高额利润，也严重冲击了国内的冻品市场和畜牧业等相关行业的健康发展，破坏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海关在执法实践中也遇到了难题：由于来自境外疫区的动植物产品属于国家禁止进境货物，禁止类货物属于非涉税货物，通常不能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认定处理。但一旦走私入境，又必须处理，只能对此类案件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认定，以偷逃税额作为认定罪与非罪的标准。计算走私疫区动物及其产品的完税价格及涉税额，关系到案件的定性问题。而在办案实践中，来自疫区的动植物及其产品买卖双方通常为口头商定，不签订书面合同和协议，很难确定其实际成交价格。走私人在境外实际收购价常常较低，海关估价却只能以同类非疫区的动植物及其产品的国内销售价格为基准，又使评估价高于实际成交价格，给缉私执法带来一定的风险隐患。但即便如此，走私来自境外疫区的动植物及其产品的社会危害性远比走私一般应税货物的社会危害性严重，仅仅以其偷逃税额的大小区分罪与非罪和量刑，不足以体现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有失公正。因此，海关总署建议在刑法中增加“走私古生物化石罪”和“走私来自疫区的动植物及其产品罪”。
　　鉴于古植物化石、无脊椎动物化石和来自境外疫区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属于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考虑到走私这类货物、物品虽然其社会危害性没有走私武器、弹药、核材料、贵重金属、珍贵文物的社会危害性大，但也确需追究刑事责任，只不过在刑罚上可以轻一些；又考虑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还会不断有所调整。因此，修正案（七）对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有科学研究价值的植物化石、来自疫区的冻品等行为没有以具体列举方式作出规定，而只对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作了修改，以概括式的罪状表述。修正案（七）规定，将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修改为：“走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等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样，将走私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二、三款具体列举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的行为都包括进来了。
　　需要指出的是，应当注意本条规定与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区别：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虽然也对“走私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以外的货物、物品的”行为规定了处罚，但主要是针对走私不属于国家禁止进出口的普通应税货物、物品而言的，因此，以偷逃应税数额多少作为第一百五十三条不同量刑档次的基本依据。而修正案（七）在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增加的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是针对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而言的，不存在偷逃应缴关税的问题，所以只是以情节作为不同量刑档次的依据，二者的区别还是明显的。举例来说，如果走私的冻品不是来自国外疫区，就应当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如果走私来自国外疫区的冻品，就应适用修正案（七）在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增加的规定。
　　二、修改了刑法第一百八十条，增加了打击“老鼠仓”犯罪[1]的刑法规定
　　近年来，基金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等金融机构大都开展了投资理财业务或者客户资产管理业务，手中拥有大量客户资金，将客户资金投资于证券、期货等金融产品是代客投资理财和客户资产管理的的主要方式之一。据权威部门估算，目前我国基金户开户数超过1.6亿，扣除重复计算，估计约有5000万基金持有人。金融机构投资理财和资产管理的客户资金仅投资在证券市场的就有大约几万亿元人民币。这些客户资金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居民的银行储蓄。老百姓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购买基金等金融机构推出的代客理财产品，把自己资产的一部分交由金融机构进行资产管理，是为了获取能够打败通胀的盈利。在投资理财和资产管理机构的从业人员，本应遵守“客户利益至上”原则，为客户利益尽职尽责，履行诚实信用、忠实勤勉的义务，但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一些基金公司、证券、期货、保险公司等资产管理机构的从业人员，主要是机构经理、操盘手，在用客户资金买入证券或者其衍生品、期货或者期权合约等金融产品前，以自己名义，或假借他人名义，或者告知其亲属、朋友、关系户，先行低价买入证券、期货等金融产品，然后用客户资金拉升到高位后自己率先卖出获利，使个人以相对极低的成本牟取暴利。由于这些人户大多隐秘，偷食股票上涨盈利，因而被形象地称为“老鼠仓”。这种行为目前在基金、证券行业表现尤其突出。由于公募基金有数以百亿、甚至千亿的资金优势作后盾，基金“老鼠仓”的获利率相当高，其利润来源中的大部分其实是对基金资产（就是基民的资金）的转移。这样操作的结果是，一些基金公司手中所管理的客户资金没赚着钱，而金融机构的少数从业人员的老鼠仓却赚个钵满盆满。老百姓原本指望成为理财工具的基金，成了吞噬百姓财富的“老虎机”，成为一些资产管理机构的少数从业人员利用客户资金为自己或其亲朋好友的老鼠仓赚取暴利的一种工具。
　　老鼠仓是我国目前资产管理和代客理财市场的一大顽疾，在基金证券市场比较普遍。它严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损害市场的公平、公正和公开，严重损害客户投资者的利益，严重损害金融行业信誉，从而影响投资者对金融机构的信任，到头来也损害从业人员所在单位的利益，如不严惩，将会严重影响资产管理和基金、证券、期货市场的健康发展。
　　修正案（七）规定，将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修改为：
　　“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同时，为严厉惩治老鼠仓犯罪，修正案（七）规定在第一百八十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一）老鼠仓犯罪构成的特征
　　1.本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一般来讲，资产管理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因为，只要客户资金交由机构来运作，这些机构的从业人员就有可能利用所掌握的资金优势、信息优势，尤其是利用掌握本单位重大投资决策的信息，在本单位决策实施前，建立自己的老鼠仓。这就是现实中，老鼠仓为什么在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上市公司以及其他从事资产管理业务，能够用客户资金投资买卖证券、期货等金融衍生品的机构中大量存在的真正原因。在向全国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有些地方、部门和单位提出，在证券、期货监管机构或者行业协会工作的人员，也有可能因职务便利获取不属于内幕消息的未公开信息，建立老鼠仓，建议扩大老鼠仓的犯罪主体。因此，修正案（七）将老鼠仓的犯罪主体规定为“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
　　2.行为人实施了“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所谓“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主要是指资产管理机构、代客投资理财机构即将用客户资金投资购买某个证券、期货等金融产品的决策信息。因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内幕消息”，也未要求必须公开，故称“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所谓“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不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禁止基金等资产管理机构的从业人员从事损害客户利益的交易等行为，也包括证监会发布的禁止资产管理机构从业人员从事违背受托义务的交易活动等行为。具体行为主要是指，资产管理机构的从业人员在用客户资金买入证券或者其衍生品、期货或者期权合约等金融产品前，自己先行买入，或者在卖出前，自己先行卖出等行为。
　　3.“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情节严重主要指多次建立老鼠仓的；建老鼠仓非法获利数额巨大的，或者由于建立老鼠仓对客户资产造成严重损失的等情形。
　　考虑到在实际中，老鼠仓犯罪的行为人在自己建仓的同时，以直接或者间接方式示意其亲朋好友也同时建仓的行为也常常发生在证券、期货的内幕交易中，因此，修正案（七）在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列举的内幕交易罪的具体行为方式中也增加了“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的规定。
　　（二）注意区分老鼠仓犯罪与其他犯罪的界限
　　1.与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内幕交易罪”的区别。一是从信息的内容上看，内幕信息主要是围绕上市公司本身的信息，如公司的重组计划、公司高管人员的变动、公司的重大合同、公司的盈利情况等对该公司证券、期货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按照有关规定应及时向社会公开但尚未公开的信息；而老鼠仓所利用的信息主要是所在资产管理机构准备将客户资金投资购买哪只证券、期货的投资交易信息，一般属于单位内部的商业秘密，法律并未要求此类信息应当公开，不属于内幕信息的范围，而属于“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二是从犯罪行为损害的利益看，内幕交易更多是损害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和股民的合法权益，“老鼠仓”交易更多是损害资产管理机构的客户的利益。
　　2.与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区别。老鼠仓行为主要是通过受托管理的客户资金来承担更多的市场风险从而减少行为人的自身风险，行为的目的是利用机构即将用客户资金购买证券、期货的信息来抢先建仓、提早撤仓从中获利，主观上并没有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的目的；而操纵证券期货市场主要是通过资金优势、信息优势或者对倒、对敲来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成交量，从而达到获利的目的。因此，老鼠仓无论从目的还是行为上，都无法构成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
　　3.与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一“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区别。“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是单位犯罪，犯罪主体是金融机构，未规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刑事责任，主要是指金融机构擅自运用客户资金和受托财产的决策本身与受托义务相违背，因而有可能使管理的客户资产陷入极大的风险之中；而老鼠仓是一种个人犯罪，犯罪主体是从事资产管理机构的从业人员，资产管理机构作出的投资购买证券、期货的决策本身并不违背受托义务，不属于擅自运用受托财产，主要打击的是资产管理机构的从业人员利用机构内部信息提前建仓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
　　三、将第二百零一条偷税罪改为逃税罪，并作了重大修改
　　（一）立法背景
　　1997年刑法在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中对偷税罪的构成要件和刑罚作了规定：“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十以上不满百分之三十并且偷税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在立法调研过程中，公、检、法机关和国家税务总局反映，刑法关于偷税罪的规定在实践中遇到了以下问题：
　　1.偷税行为表述过于复杂，执法实践中常在理解上引起分歧。司法机关、国家税务总局反映，在实际执行中，对构成偷税罪是要求具备上述所有条件，还是只要具备其中一个条件，尤其是规定“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是构成偷税罪的一种独立的行为还是构成偷税罪的一个必备条件在理论和实践中常常理解不一，分歧很大。另外，条文所列举的偷税手段是否已经完全，纳税人如果采用条文未列举的手段偷税是否构成犯罪也常被提出来。
　　2.刑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的偷税罪数额标准太低。公、检、法和税务机关一致认为，如果按照条文中规定的标准掌握，构成犯罪的单位可能比比皆是，打击面过宽，不利于经济发展和国家税源的巩固；移送给公安机关的案件过多，公安机关难以承受；而税务机关不移送，则检察机关又有可能以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追究税务人员的刑事责任。实际上，各地基本上都未严格按照刑法规定的偷税罪的标准掌握，使这一规定形同虚设。针对上述情况，2002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偷税罪的起刑数额提高至五万元，明确规定“偷税数额在五万元以下，纳税人或者扣缴义务人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以前已经足额补缴应纳税款和滞纳金，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据了解，一些省、市公、检、法机关联合下文，规定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以前已经足额补缴应纳税款和滞纳金的，可以不定罪。
　　3.两个量刑档次之间出现了两个空档。根据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执法实践中对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十以上不满百分之三十，但超过十万元的，或者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三十以上，但不满十万元的，司法机关对此类行为应如何处理，应否定罪，如果定罪如何处罚，也常常引起争论。
　　4.目前偷税罪规定的负作用大。按照目前的偷税罪规定，一个企业如偷税达到一定数额、比例，一旦发现，不管企业是否积极补交税款和滞纳金，接受罚款，都可把企业老总抓起来定罪。这样的结果：企业有可能慢慢垮了，对国家来说税收少了一个税源，税收会减少；企业破产了，工人下岗需要重新安置，给国家和政府也增添了新的负担；企业老总因为偷税被判刑投入监狱，等他刑满释放出狱时，不仅需政府帮助重新安置，还有可能因为狱内的交叉感染已经成为一个具备多种犯罪知识的多面手了。很显然，这种处理方式无论对国家、社会、企业和本人都无好处，也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二）对偷税罪的再认识
　　我国刑法所称“偷税”，在外国称为“逃税”，英文是TaxEvasion，是指公民逃避履行纳税义务的行为。我们习惯上把这类行为称为“偷税”，主要是传统上认为：无论公司还是个人，如果逃避给国家少缴税，就如同小偷到国库里偷东西一样可恨。但是如果仔细想一想，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说一个人逃税给国家少缴了1000元的税，就说他到国库里偷了1000元，显然是不妥的，逃税与“偷”毫不相干。纳税是从自己的合法收入里拿出一部分交给国家，履行公民的纳税义务。这其中就涉及到个人与国家的利益分配问题，如果自己想多得一些，最简单的途径就是在自己的收入中给国家少交一些，自己就能多留一些，存在这种想法并不奇怪。相对于其他违法犯罪行为，逃税在各国都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行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与国外大多数国家有很大不同：同样是刑法禁止的行为，我国对经济犯罪、财产犯罪要求达到一定数额才构成犯罪，否则只作为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而外国则无具体数额的要求，只要实施了刑法禁止的行为，不论数额多少，理论上都构成犯罪。但即便如此，对于逃税行为，在犯罪概念与我国有很大不同的外国也不是一经查出有逃税行为就定罪，而对逃税行为大多采取了一种区别于其他普通犯罪的特别处理方式：即对逃税行为往往查得严，民事罚款重，真正定罪的很少。美国每年因逃税造成的税收损失约3000多亿美元，对涉及逃税行为进行民事处罚（主要是罚款）的案件2007年有近2500万件，真正判刑的只有1112人。[2]中外税收实践已经证明，单凭定罪处罚的威慑力并不能有效解决逃税问题，而加强税收监管并建立可供社会公众查阅的单位和个人的诚信记录档案，对促使公民自觉履行纳税义务能起到更为有效的作用。在一个注重诚信记录的社会环境里，不认真履行纳税义务的企业和个人由于其不佳的诚信记录，与诚信记录好的企业、个人相比，将不可避免地会在获得银行贷款、参加招投标、签订履行合同等经济、社会活动中处于反差鲜明的劣势地位，有时甚至会将企业逼到处处碰壁的绝境，这种无形的威慑力在促使企业、个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的作用上，远比定罪处罚大得多。
　　（三）修正案（七）对偷税罪的重大修改
　　吸收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和做法，考虑到打击逃税犯罪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税收征管秩序，保证国家税收收入，同时有利于促使纳税义务人依法积极履行纳税义务，修正案（七）将刑法二百零一条修改为：“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较大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对多次实施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修正案（七）对偷税罪作了如下修改：
　　1.将罪名由“偷税罪”改为“逃税罪”。不再使用“偷税”一词，而代之以“逃避缴纳税款”，恢复我国刑法中的“偷税”以本来应有之义。
　　2.对逃税的手段不再作具体列举，而采用概括性的表述。
　　“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以适应实践中逃避缴纳税款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修正案（七）把逃税行为主要概括为两类：第一类是“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对这一类行为比较好理解，与刑法偷税罪条文修改前所列具体偷税手段无大的区别，常见的如：设立虚假的账簿、记账凭证；对账簿、记账凭证进行涂改等；未经税务主管机关批准而擅自将正在使用中或尚未过期的账簿、记账凭证销毁处理等；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如在账簿上大量填写超出实际支出的数额以冲抵或减少实际收入的数额等行为。第二类行为是“不申报”，是指不向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的行为，这也是目前纳税人逃避纳税义务的一种常用手法，情况要比前一类复杂一些。主要表现为已经领取工商营业执照的法人实体不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或者已经办理税务登记的法人实体虽有经营活动，却不向税务机关申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的行为等。
　　3.修正案（七）对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构成“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的具体数额标准，以及逃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构成“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巨大”的具体数额标准没再作规定。这主要是考虑到在经济生活中，逃税的情况十分复杂，同样的逃税数额在不同时期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也不同，法律对数额不作具体规定，由司法机关根据实际情况作司法解释并适时调整更为合适。
　　4.对逃税罪的初犯规定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特别条款，这是修正案（七）对偷税罪作出的最重大修改。根据修正案（七）的规定，对逃避缴纳税款达到规定的数额、比例标准，已经构成犯罪的初犯，满足以下三个前提条件可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一是在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二是缴纳滞纳金。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滞纳金以按日加收滞纳税款的万分之五计算；三是已受到税务机关行政处罚。
　　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对于逃税的，税务机关可处以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这里有必要对第三个条件内容的法律含义作一些特别的解释。修正案（七）规定，对逃税罪的初犯在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后，还应当由税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才不追究刑事责任。在草案审议修改的过程中，法律委员会对于逃税的当事人是否可以对税务机关的“行政处罚”（罚款决定）提起行政诉讼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一致认为：由于修正案（七）第四款是对已构成犯罪、本应追究刑事责任的逃税人作出宽大处理的特别规定，不存在逃税当事人先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后，再来与税务机关就所谓行政罚款是否必要、罚款是否合理打行政诉讼官司的问题。因此，最后的法律条文改成“已受行政处罚的”，这不单是指逃税人已经收到了税务机关的行政处罚（主要是行政罚款）决定书，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逃税人本人是否已经积极缴纳了罚款，这是判断逃税人对自己已经构成犯罪的行为有无悔改之意的重要判断标准。如果已经构成逃税罪的人拒不积极配合税务机关，满足本条第四款规定的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三个条件，税务机关就应当将此案件转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进入刑事司法程序，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5.对达到逃税罪的数额、比例标准不免除刑事责任的情形也作了规定。第四款中“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体现了对有逃税行为屡教不改的人从严处理的立法思想。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并不是指因逃税受过两次行政处罚的，到第三次逃税该受到行政处罚时，就应当定罪，无须再达到修正案（七）规定的构成逃税罪数额、比例标准的要求。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修正案（七）在第四款所增加的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特别条款是针对达到第一款规定的逃税数额、比例标准的逃税人而言的。因此，因逃避缴纳税款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人又逃税的，还必须符合第一款规定的数额、比例标准，才能追究刑事责任。
　　在草案起草、修改和审议过程中，有的意见提出：草案规定逃避缴纳税款定罪量刑的标准，既要达到一定数额，又要达到一定比例，既然有第四款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特别条款，没有必要继续规定两个条件都要达到，建议规定只要达到一定数额或者一定比例的，就可以构成犯罪。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并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的意见，考虑到纳税人不履行纳税义务的情况比较复杂，不同的纳税企业，其规模、应纳税数额等情况差别很大，还是以逃税数额和逃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比例作为定罪标准比较恰当。多年来司法实践中也一直是这样做的，因此建议不修改为宜，常委会采纳了这个意见。
　　（四）修正案（七）修改偷税罪以后的溯及力问题
　　修正案（七）虽然将偷税罪修改为逃税罪，但具体行为和案件范围与原偷税罪基本相同，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增加了对逃税罪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特别规定。根据刑法总则第十二条的规定，对修正案（七）施行以前发生的行为，适用不溯及既往和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也就是说，如果1997年刑法认为是犯罪，修正案（七）也认为是犯罪，依照刑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关于时效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1997年刑法追究刑事责任；如果修正案（七）不认为是犯罪或者规定的处刑较轻的，适用修正案（七）的规定。具体对偷税罪来说，就是对修正案（七）颁布前的偷税犯罪行为还应当追究，但是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时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应当看行为人是否符合修正案（七）规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三个条件。对于符合条件的，可不追究刑事责任；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二是看行为人逃避缴纳税款的数额是否达到“数额较大”的数额标准和规定的比例，“数额较大”的具体标准要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
　　四、增加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一）立法背景
　　上世纪90年代初，一些国外直销公司开始进入中国。当时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市场发育程度较低，有关管理法规不够完善，直销逐渐发展成为各种形式的传销活动。一些不法单位和个人打着“快速致富”的旗号，诱骗群众参与传销，利用虚假宣传、组成封闭人际网络，收取高额入门费等手段敛取钱财，还有一些人利用传销从事价格欺诈、推销假冒伪劣产品等违法犯罪活动，不仅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还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社会稳定。
　　针对上述情况，1998年4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明确指出，传销经营不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已造成严重危害，对传销经营活动必须坚决予以禁止。2005年8月，国务院第101次常务会议通过《禁止传销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进一步明确禁止传销活动，加大打击力度。
　　虽然国家明令全面禁止传销，但是传销活动仍然十分猖獗。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每年查获的传销案件涉案人数都在百万人左右。一些传销个案，参与人员达几十万人，涉案金额可达几十亿元。据有关部门测算，全国约有上千万人参与传销活动，吸收几百亿甚至上千亿元的民间资金。
　　传销刚进入我国的时候，主要以传销商品为主，参与人员用高于商品价值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购买商品，取得发展下线的资格，然后从所有各级下线购买的商品中，以滚雪球的方式按照一定比例获取自己的销售收入。但传销发展到后来就越来越不关心是否物有所值，进而越来越不关注是否有商品销售。近年来，传销也不再要求传销人员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只要求缴纳一定的“入门费”取得入门发展下线的资格，并直接按照发展下线的人数获得报酬。这种以发展的人头多少为基本计酬依据的传销方式，被形象地称为“拉人头”。目前“拉人头”式传销已经占到所有传销的90%以上。
　　从近年查处的传销案件看，传销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组织成员数量越来越多，甚至有一些大中专学生也被裹挟其中；参与传销被骗人员痴迷其中，欺亲骗友，导致不少家庭破裂；传销组织方式也趋于暴力化，甚至向涉黑组织发展；因上线携款逃跑等问题，动辄酿成群体性事件；公然对抗主管部门查处的暴力抗法事件时有发生。
　　国务院法制办、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提出，当前以“拉人头”、收取“入门费”等方式组织的传销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危害严重。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这类案件主要是根据实施传销犯罪的不同情况，分别按照非法经营罪、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但由于“拉人头”传销不完全符合非法经营罪的特征，造成办案中适用法律的困难，严重影响了打击传销的工作力度与效率。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非法经营行为，客观方面表现为犯罪主体实施了违法经营活动，但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活动。而“拉人头”传销，欺骗他人发展人员或者缴纳一定的费用，才能取得入门资格，既没有商品，也不提供服务，不存在真实的交易标的，实际上也没有“经营活动”，难以适用非法经营罪进行打击，给办案带来困难。为更有利于打击组织传销的犯罪，建议在刑法中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犯罪作出专门规定。
　　（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修正案（七）规定，在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修正案（七）在刑法中增加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由于准确认定传销对于正确适用该条文意义重大，因此修正案（七）对传销的特征作了比较概括的规定：
　　1.“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这是传销组织诱骗成员取得传销资格常采用的一种引诱方式和必经的程序。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一些群众急于摆脱贫困、发家致富的迫切心情，以加入组织推销商品就可获得高额回报或者以特许加盟、地区代理等许诺为诱饵，或者以为会员提供网络空间、帮助会员开办网上店铺、为会员经营提供金融服务、帮助会员制定创业计划等服务为名，引诱不明真相的群众加入成为传销组织会员。在美好前景的诱惑下，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交纳所谓购买商品、服务的费用。实际上这些费用就是参加传销活动的入门费，只有交费才能取得发展下线的资格。本条所说“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一针见血地戳穿了传销组织者们在发展成员时，所谓推销商品、提供服务只是用来作为一个哄骗群众加入传销组织的道具，而收取费用才是他们真正目的的欺骗实质。本条所说“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揭穿了取得传销资格的两种途径：对于拉人头传销，“缴纳费用”，直接交钱即可取得资格，什么购买商品、推销服务等道具已成为多余，根本不需要；对于那些对传销还心存疑惑的群众来说，以“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更容易打消他们的顾虑。但无论哪一种入会方式，不交钱是绝对不可能取得传销资格的。从实际查处的案件情况看，入门费一般按人头计算，费用从一二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2.“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这是传销的组织结构特点。传销组织不论规模大小，在组织结构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呈底大尖小金字塔型结构。在传销组织中，一般以加入的顺序、发展人员的多少或者“业绩”的大小分成不同的层级。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级别，只有发展一定数量的下线以后才能升级。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等级森严。上线和下线之间严格单线联系，不同级别人员不允许往来，传销人员只知道自己的上线，组织者往往是幕后策划、遥控指挥，在本地获取的钱财也都迅速转入外地个人账户。传销组织并不是一个遵循自愿、平等原则的松散的经济组织，而是结构严密、内部封闭的非法组织。
　　3.“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这是传销组织计酬方式特点。传销组织按照发展人头的多少分成不同的等级，还通过提成或者淘汰等方式建立了强烈的激励和惩罚机制，按照传销组织的要求行动并卓有成效地发展下线，就可以获得大量收入，否则就会被淘汰。参加者通过发展人员，再要求被发展者不断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发展的人数多少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并按照五级三阶制等方式进行分红，根据这种计酬方法，参与人员大约需要发展15名下线，才能实现收支相抵。否则不仅没有收入，还要向传销组织缴纳伙食费，甚至在自己的下线发展的人数超过自己时被淘汰出传销组织。
　　“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这是传销组织在发展过程中经常采用的手段。由于传销行为常遭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查禁，传销的欺骗性也逐渐被其成员识破，成员要求退还入门费，退出传销组织的事常常发生。于是，很多传销组织都有自己的“打手”、“执法队”。一旦传销参与人员来到传销公司，他们会对其全程、全方位的监控。对于中途反悔的传销人员，往往安排人员盯梢、监视，甚至非法拘禁、绑架、杀害。这些惩罚措施，成为保证传销组织生存的重要手段。
　　传销组织的维系依赖于不断有传销新成员加入，这样才会使人员链和资金链不致断裂。由于采用复式计酬的方法，每个上线不仅从自己的下线缴纳的资金中提成，也从所有间接下线处滚雪球似的提成，而实际上，传销获得的资金只够支付一定级别上线的报酬，处于传销金字塔底层的多数人员如果不能发展到足够的下线人员加入，连入门费都拿不回来。因此，处于金字塔结构最低几层的传销人员只有拼命发展下线，以求解套。但是，每个人能够发展的下线数量是有限的，所以传销组织最终走向崩溃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4.骗取财物——这是传销活动的最本质特征。传销活动的一切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骗取钱财。为了让参与人员死心塌地进行传销，在采取温情攻势的同时，传销组织者都要通过上课对参与人员进行洗脑。上课的内容包括，以所谓“营销学”、“成功学”、“人际关系学”等歪理邪说鼓动参与人员的发财欲望；以貌似科学的“经济学原理”和高明的“营销策略”，使大家对传销的性质丧失正确认识；以所谓传销“成功”者现身说法等形式刺激参与人员的暴富心态；以所谓“传销是善意欺骗，是为了让被骗的人也能发财”的谎言，使参与人员丧失对欺诈的道德负疚感，最后完全信服于荒唐理念，以欺骗等方式发展自己的亲友、同学、同事加入传销；他们利用普通群众的求富心理，鼓吹发财；对于大学生，则将发财包装为“自我实现”；利用大家渴望致富的心理，编造或套用“网络倍增”、“消费联盟”、“共销入股”、“滚动促销”等时尚的市场营销名堂；以工作、做生意可获高额回报为诱饵，鼓吹“可以将石头当成金子卖”，“参加传销，就可以坐在家里点钱”，“不需要权力、技术和大量资金，只凭一张嘴以及勤快的手脚，任何人都可以迅速致富”。这些极富诱惑力的鼓动，使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千里迢迢加入到传销组织中来。为了蛊惑参与人员，传销组织通过单调的环境降低人的感觉敏锐性，通过封闭的环境避开外界信息，使参与人员丧失判断力，无法认清传销的欺诈本质，轻易接受传销理念；通过高强度、高频率的刺激加强记忆效果，制造狂热氛围，影响传销者的心理感受，使其逐渐进入一种痴迷状态，不能控制地沉湎于传销发财的梦幻之中。通过这种方式灌输的传销理念根深蒂固，具有类似于宗教理念一样的心理驱动力，使传销人员产生强烈的按照传销理念行动的愿望。
　　5.扰乱经济社会秩序——这是传销活动的多重社会危害。
　　一是瓦解社会伦理体系，破坏社会稳定基础。传销组织利用亲情友情，教唆参与者以“善意的谎言”将亲朋好友诱骗参与传销，骗局揭露后，直接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信任度严重下降。由于每个被骗者又成为骗人者，因此，涉入传销的人员既不信任他人，也不被他人信任，从而瓦解了以亲情、友情、诚信维系的社会伦理体系，并把金钱和欺骗作为其社会生活的基本指导原则，最终导致整个社会信任互利机制的破裂。二是侵犯公私财产，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金融管理秩序。传销组织利用几何倍增原理发展人员，发展速度快，涉及人员多，骗取了大量资金。大部分被骗参与传销者被传销害得倾家荡产，血本无归。而且，与一般诈骗活动随机选择对象，诈骗得手就迅速结束不同，传销的被骗者为了挽回自己的资金损失，会迅速、甚至自觉地转变为骗人者，并有目的地首先选择自己的亲人、朋友、同事等下手行骗，具有很强的传染性，短期之内可以在较大范围内迅速传播，导致一系列的被骗。传销的组织者、领导者在短期内就能聚敛巨量社会财富，而将广大社会成员置于贫困境地。而且，拉人头传销作为一种虚拟的经济活动，不存在商品或者服务的等价交换，不会使社会财富增值，传销资金只在传销人员之间转移，最后汇聚于少数人之手，使巨量民间资金脱离金融监管，隐藏着很大的金融风险。
　　三是引发治安案件乃至刑事案件，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破坏社会治安秩序。在传销猖獗的地区，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或者城乡结合部，聚集了大量的传销人员，结伴出行、喊口号、唱歌，甚至打架斗殴、嫖娼等，影响了周围群众的生活，也对出租房屋、外来人口管理带来冲击。传销引发的刑事犯罪也越来越多：一些传销组织者为了防止传销网络崩溃，对想脱离的被骗人员非法拘禁，甚至为了防止被骗人员逃跑而杀人灭口；一些被骗人员生活无着，沦落街头，靠乞讨、卖淫维持生活，有的参与盗窃、抢劫、绑架等犯罪活动；被骗人员为了追讨被骗资金追杀传销组织者等案件也日渐增多。据公安机关不完全统计，2006年全国由传销直接引发的杀人、抢劫暴力犯罪就达104起，其他案件669起。四是影响社会稳定。由于传销违法犯罪具有很强的传播性，极易复制，每一个被骗参与传销的人员都是从事传销违法犯罪的“潜在火种”，会促生一系列诈骗犯罪。
　　而且参加传销者多为希望摆脱贫困，改变命运的弱势群体，如农民、失业下岗人员、无业青年等，传销骗局一旦败露，反应必然非常强烈，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甚至一些传销人员在被洗脑后成为传销组织最忠实的守护者和打手，或者因为达不到预想目的而迁怒于政府和社会，怂恿大批受害者聚集闹事。
　　修正案（七）将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作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主体，打击的重点。而对于一般的传销参与人员，他们既是违法者，又是受害者，可以给予行政处罚和教育。这样，有利于彻底瓦解、摧毁传销组织，防止新的传销组织产生，打击范围也不会过大。所谓“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是指策划、发起、设立、指挥传销组织，或者对传销组织的活动进行策划、决策、指挥、协调，在传销组织的层级结构中居于最核心的地位、对传销组织的正常运转起关键作用的极少数人员。组织者、领导者既可能直接出面设立和领导传销组织的活动，也可能在幕后策划、指使，不直接在传销组织中担任具体职务，而由其代理人出面领导传销组织进行活动。
　　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处罚，规定了两档刑罚：对构成犯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针对传销组织属于以骗取财物为目的的贪利性犯罪的特点，法律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作了并处罚金刑的规定，即对于构成本罪的，均应当处以罚金。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对此类犯罪财产刑的适用，以剥夺犯罪行为人的犯罪收益，消除其再犯的经济基础。
　　传销的危害不仅在于其骗取大量财产，也在于其严密的组织结构给社会管理带来重大隐患，单纯根据涉案金额定罪量刑，显然不足以反映其社会危险性。因此，“情节严重”，主要应从行为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涉案的财物金额，诱骗、发展参与传销人员数量，给他人造成财产损失的数额或者造成其他后果的情况，传销活动影响社会秩序的程度等方面考虑。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敛取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的，或者所组织、领导传销组织的参与人员数量特别众多的，或者所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造成大量人员倾家荡产、生活无着甚至自杀等严重后果的，或者所组织、领导的传销组织聚集大量人员，发生冲击执法机关等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稳定的等情形都属于“情节严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办案中应当注意区分拉人头传销与直销活动中的多层次计酬之间的区别。虽然二者都采用多层次计酬的方式，但是仍有很大不同：一是从是否缴纳入门费上看，多层次计酬的销售人员在获取从业资格时没有被要求缴纳高额入门费，而拉人头传销不缴纳高额入门费，或者购买与高额入门费等价的“道具商品”是根本得不到入门资格的；二是从经营对象上看，多层次计酬是以销售产品为导向，商品定价基本合理，而且还有退货保障。而拉人头传销根本没有产品销售，或者只是以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的“道具商品”为幌子，且不许退货，主要是以发展“下线”人数为主要目的；三是从人员的收入来源上，多层次计酬主要根据从业人员的销售业绩和奖金，而拉人头传销主要取决于发展的“下线”人数多少和新入会成员的高额入门费；四是从组织存在和维系的条件看，多层次计酬直销公司的生存与发展取决于产品销售业绩和利润。而拉人头传销组织则直接取决于是否有新成员以一定倍率不断加入。
　　五、增加了打击“地下钱庄”的刑法规定
　　“地下钱庄”是对在金融机构以外非法从事金融业务的组织或个人的俗称，并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律用语。“地下钱庄”主要以公开或半公开的寄卖、典当行、担保公司为掩护，专门从事资金筹集、高利放贷、票据贴现、融资担保等非法金融业务，其主要利润来源是高额手续费和利息。
　　地下钱庄已经危害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第一，是巨额税款流失，我国每年因此受到的财税损失高达近千亿元；第二，为犯罪活动推波助澜，有的腐败分子为使贪污受贿所得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通过“地下钱庄”进行洗钱；毒品、走私、逃骗税、黑社会、虚假出资等犯罪活动，也需要通过“地下钱庄”提供资金支持，转移资金；更为严重的是，地下钱庄还有可能被国际恐怖势力利用，成为恐怖分子转移、提供资金的渠道；第三，“地下钱庄”非法从事商业银行业务，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金融安全。
　　总的看，刑法对这类非法金融活动的规定是比较全面的，各地打击“地下钱庄”主要是根据其所实施的行为性质、种类，适用刑法的有关规定。常用的罪名包括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经营罪、洗钱罪等。此外，对采用非法手段放债、逼债构成犯罪的，也可按照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犯罪追究。
　　国务院法制办、公安部建议，对“地下钱庄”逃避金融监管，非法为他人办理大额资金转移等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行为，在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中单独列举，以适应打击这类犯罪的需要。
　　刑法修正案（七）规定，将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修改为：“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在原来本条第三项中增加了“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规定。所谓“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原本是指通过银行账户的资金转移实现收付的行为，即银行接受客户委托代收代付，从付款单位存款账户划出款项，转入收款单位存款账户，以此完成经济活动主体之间债权债务的清算或资金的调拨。银行结算的种类有：银行汇票、商业汇票、银行本票、支票、汇兑、委托收款和托收承付等。但在“地下钱庄”，从事这些只有商业银行才能开展的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都是非法秘密进行的，所以，将它纳入“非法经营罪”的范围予以惩治。考虑到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概括性规定中，已有“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规定，修正案（七）在增加此种行为时没有再设定数额要求。
　　六、对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绑架罪进行了修改，将起点刑降低到五年有期徒刑
　　1997年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公安部来函提出：近年来，绑架犯罪活动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是犯罪形式还是犯罪的危害程度都呈现出多种形态。过去，绑架行为人一般都是些亡命之徒，现在有些案件是好逸恶劳之徒实施的恶性不大、勒索小额财物的行为。过去，使用暴力是绑架的主要手段，现在也已分化。相对于变化了的客观环境，绑架罪过高的法定刑起点显得罪责不相适应。同时，绑架罪法定刑的层次性不足，对实践中出现的多种常见的并有明显差异的情况没有体现出区别对待，如绑架过程中有无使用暴力、有无实施多次绑架或者一次绑架多人的情形，是否有致使被绑架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后果，勒索金额大小等情节，目前绑架罪的刑罚档次设置难以适应复杂的犯罪情况。建议对绑架他人后没有对人质进行人身伤害，又主动释放的，规定较轻刑罚。
　　有些部门和专家提出，“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的规定，过于绝对。在实际生活中，“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被绑架人由于惊吓，心脏病发作死亡；有的人嘴被封，呼吸困难死亡；有的人试图翻窗跳楼逃跑时被摔死等。行为人对死亡的后果在主观上可能是间接故意，也可能是过失，不加区分地与直接撕票杀害被绑架人的情形一样对待，一律处死刑，不合理。建议修改为“杀害被绑架人或者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在草案审议修改的过程中，对于增加一档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方案，有些委员认为，根据司法实践的需要，对绑架罪增加一档较轻刑罚有利于做到罪刑相适应，是必要的。但将最低刑规定为三年有期徒刑，实践中就有可能适用缓刑。在当前绑架犯罪多发，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情况下，对绑架罪适用缓刑，群众可能难以接受，社会效果也不好，建议将最低刑规定为五年有期徒刑较为合适，常委会采纳了这个意见。修正案（七）对绑架罪刑罚增加了一档刑：“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样规定，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七、增加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近年来，无论是行使社会管理职权的政府部门或者被授权，或者受委托行使一定行政职能的组织，还是金融、电信、交通、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领域为社会大众提供服务的单位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收集了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这些信息为提高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提供了便利。由于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批量处理和传递个人信息会越来越容易，个人信息遭到不当收集、恶意使用、篡改的隐患也就会随之出现。近年来，随着网络和电信业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性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全社会关注的问题。一些组织或者个人，违反职业道德和保密义务，将公民个人信息资料出售牟利或者泄露给他人，获取非法利益。如个人在办理购房、购车、住院手续之后，相关信息就被相关机构或其工作人员卖给房屋中介、保险公司、母婴用品企业、广告公司等。在网络上出售全国股民资料（姓名、联系电话）、商务人士信息、房主信息、车主名录（包括车主姓名、联系电话、车型、车牌号码、家庭住址、发动机号和邮编等信息）、电信用户信息、患者信息等资料，上网点击随处可见。某“股民名单网”网站介绍写着：“专业提供2007年最新中国股民名单，名单系从证券公司内部获取的高度保密文件。”点击进入其中的“上海股民名单”，页面显示30万条股民名单的报价为人民币1500元。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专门收买、窃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专业户”或专门机构，一条信息费用根据来源渠道、用途不同，价格从几角钱到几元钱不等。信息泄露交易呈现专业化、行业化特点。
　　公民个人信息的广为泄露，扰乱他人的正常生活，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对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个人隐私以及正常的工作、生活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不仅提出公民隐私权的保护问题，而且还涉及到目前引起国内和国外刑事立法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即刑法应当如何保护公民身份信息的安全和公民身份管理秩序，进而运用刑罚控制和打击利用公民身份信息进行的犯罪。网络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和网上银行、网上购物、网上证券交易的普及，如果公民个人信息大量非法泄露，将会使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实施诈骗、洗钱、盗窃、腐败等犯罪更加容易。因此，它不仅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而且也威胁到社会管理秩序、经济秩序和公民个人财产安全甚至公共安全。
　　（一）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
　　修正案（七）规定，在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其中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有以下特征：
　　1.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因为国家机关负有公共管理职能，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肩负着为社会和大众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在这些机关或单位工作的人员，可以很容易的接触到大量公民个人信息。这里的“国家机关”，是指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事机关。本款所说的“金融”，是指从事金融活动的机构或金融部门。一般是指各种银行，如中国人民银行、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金融机构还包括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证券机构、财务公司、信用合作组织等其他金融机构。这里的“电信”，是指电信部门和电信营业机构。“交通”，是指从事旅客和货物等运输部门，如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水路运输以及航空运输等部门。“教育”，是指各级各类学校或培训机构，包括民办和公办的教育机构。“医疗”，是指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经登记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机构。如各级各类医院、保健院、卫生院、门诊部、急救中心等诊疗机构。
　　在草案征求意见过程中，有的意见提出应将该罪的犯罪主体扩大到“任何单位和个人”。考虑到本条主要是对在履行职责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利用某种程度的“公权力”采集到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国家机关或者单位，违反法律规定的保密义务的应负的刑事责任，这些保密义务在刑事诉讼法、邮政法、律师法、居民身份证法、反洗钱法、劳动争议仲裁法、行政许可法、公证法、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法、保险法、电信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中都已作规定，不宜将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保护范围扩大到没有利用“公权力”采集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因此，这个意见没有采纳。
　　2.行为人实施了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的行为。这里的“公民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职业、职务、年龄、婚姻状况、学历、专业资格、工作经历、家庭住址、电话号码、信用卡号码、指纹、网上登录账号和密码等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的信息。
　　应当注意的是，这个信息是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信息，也就是说利用“公权力”或者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依法获得的信息。如购买飞机票必须提供本人的身份证号码和在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金融业务时，必须提供个人的身份证号码等情况。“出售”，是指将自己掌握的公民信息卖给他人，自己从中牟利的行为。“非法提供”，是指不应将自己掌握的公民信息提供给他人而予以提供的行为。这里的“他人”，包括单位和个人。
　　3.行为必须是“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本罪主要针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单位和个人违反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密义务，或者以非法手段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破坏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性的犯罪。因此一般来讲，违反了对个别公民个人信息的保密义务，不构成犯罪。“情节严重”，一般是指出售公民个人信息获利较大，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多人信息，多次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以及公民个人信息被非法提供、出售给他人后，给公民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或者严重影响到公民个人的正常生活，或者被用于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等情形。
　　（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活动之所以越来越猖獗，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有一个庞大的需求市场。一些公司、个人出于谋利等目的，以窃取、收买等方法大肆收集公民个人信息，对公民个人信息泄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因此，修正案（七）在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二款规定：“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鉴于单位在出售、非法提供、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方面的问题也比较严重，修正案（七）在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三款规定：“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条的规定处罚。”本款对单位犯罪规定了双重处罚原则，即对单位判处罚金，罚金的具体数额法律未作规定，可由司法机关根据犯罪情节决定；在对单位判处罚金的同时，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分别按照第一款或第二款自然人的犯罪处罚，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八、增加了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罪
　　近年来，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利欲熏心，往往利用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的不成熟或因某种原因造成其精神上的空虚、物质上的缺乏等弱点，组织其从事一些谋利性的违法活动。目前，组织、诱骗、胁迫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在全国一些大中城市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形式有：一些不法分子通过组织、诱骗辍学未成年人、在校学生或者社会流浪少年，成立帮派团伙，以为他们提供食宿为诱饵，组织、诱骗、胁迫未成年人对中小学在校学生实施敲诈勒索、抢夺、故意伤害等不法侵害，或者在大型商贸区域、繁华地带，从事扒窃活动实施盗窃、扒窃、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而把所有违法所得都上交给这些幕后成年人组织者。在一些大的团伙中，每个人分工明确，配合密切。有专管内勤的“管家”，有负责培训的“教练”，有负责“公关”的“外联”，有负责惩罚的“打手”。一般每人每天都会被分配一定量的任务，超额完成，会受到“表扬”；没有完成，会受到相应“处罚”。处罚的方式，可能会是挨一顿饿，也可能是招来一顿打。由于参加团伙的未成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很差，也缺乏必要的生存技能，因此，对团伙能够提供基本的食宿产生了依赖心理，一些未成年人就是受到体罚，也愿意继续留下来。由于未成年人从事的这些违反治安管理活动大都未构成犯罪，对幕后组织者追究刑事责任也遇到困难。
　　这种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法活动的情况，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和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性质恶劣，影响很坏，不仅剥夺了未成年的受教育权、健康权，而且会诱使他们逐步走上犯罪道路，毁掉他们的一生。有的很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偷摸行为，慢慢发展成为犯罪行为，从而使一个健康向上的未成年人堕落为罪犯，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十分不利，对国家、对家庭都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刑法修正案（六）已在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之一中将“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为了打击这类行为，更好地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不受侵犯，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修正案（七）规定，在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之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六十二条之二：“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条所说的“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既包括普通的未成年人，也包括身心残疾的未成年人。
　　九、增加了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提供非法侵入、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专用程序、工具罪
　　（一）立法背景
　　近年来，信息技术和网络应用快速发展，计算机系统用户发展迅速，我国目前互联网用户近3亿人。在网络快速发展的同时信息网络违法犯罪也持续大幅上升。公共信息安全和网络监察部门提出，当前，我国计算机网络安全形势十分严峻。
　　一是计算机系统被植入病毒、木马程序，后门、天窗等破坏性程序的案件大幅增加，给网络安全带来极大隐患。据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统计，2007年，我国接入互联网的计算机中约有91.47%被植入病毒、木马程序，被植入三种以上病毒、木马程序的占53.64%，其中87%以上是以网络盗窃或者远程控制计算机为目的的木马程序，即我国每10台接入互联网的计算机中至少有8台受到黑客控制。其中位居前10位的病毒均是木马程序或者灰色软件携带的下载类程序；二是犯罪人员由专业技术人员向普通人群蔓延；三是计算机病毒与木马程序等恶意代码相结合，以计算机病毒携带木马程序、间谍软件进行大规模传播来非法获取他人账号、身份认证信息，进而侵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窃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或者对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远程控制的案件增长迅猛。
　　上述情况对国家信息网络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严重扰乱了社会管理秩序，并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构成威胁。公安部提出，目前在打击破坏计算机网络安全犯罪活动方面，遇到以下问题，建议通过立法予以解决：
　　1.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仅对非法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作了规定，而当前绝大多数攻击侵入的是普通的计算机系统和网站，无法适用第二百八十五条。实践中只有待行为人侵入系统实施后续违法犯罪活动时，才能根据其所实施的具体行为追究。但网上违法犯罪活动一旦实施完毕，证据就很难获取，事后查处往往不能获取足够证据。从非法侵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目的看，绝大多数都是为了窃取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中的信息倒卖牟利，或者对他人计算机实施非法控制以组建“僵尸网络”，进而操纵向被控制的计算机大量发送垃圾邮件或者实施网上攻击牟利。有的非法侵入普通计算机系统行为，情节非常严重，曾经发生的一起“僵尸网络”案件，犯罪嫌疑人非法侵入并控制的计算机达380余万台，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构成很大威胁。建议对采用非法手段侵入普通计算机信息系统，对他人计算机实施非法控制，情节严重的，规定刑事责任。
　　2.非法侵入他人计算机系统或者利用其他技术侵入计算机系统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非法窃取他人在计算机系统存储、处理和传输的数据，其中网上银行的信息又是窃取的重点，包括个人在网上银行的账户、密码等。但有相当一部分窃取网上银行账号者往往并不亲自实施盗窃资金的行为，而是将窃取的信息在网上提供给他人。这些行为严重威胁公民金融财产的安全，对这些窃取和提供信息的人员很难以盗窃罪的共犯追究。因此，建议在对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3.制作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对计算机知识的要求较高，一般人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因此，他们不得不转向具有专业技术知识的人员寻求、获取这类程序或工具以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目前非法侵入和窃取信息活动之所以在网上泛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人专门制作、销售用于实施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的程序、工具，大大降低了网络犯罪的技术门槛，使得几乎不需要专门知识即可实施高科技犯罪。这也为制作、非法提供此类程序、工具的的人提供了巨大的营利空间。因此，建议在刑法中对此类行为规定刑事责任。
　　（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修正案（七）规定，在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中增加两款，作为第二款、第三款，其中第二款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前款规定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采用其他技术手段，获取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或者对该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和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在犯罪构成上有以下特征：
　　1.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
　　2.行为人实施了侵入普通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采用其他技术手段，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或者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的行为。该款条文概括了两种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或者实施非法控制的途径：一是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获取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或者对该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常见的方式是利用他人网上认证信息进入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在计算机系统中植入木马、后门程序，获取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信息数据，或者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所谓“非法控制”，比较常见的是行为人利用网站漏洞将木马植入到网站上，在用户访问网站时利用客户端漏洞将木马移植到用户计算机上，或在互联网上传播捆绑有木马的程序或文件。当用户连接到因特网时，这个程序就会通知黑客，报告用户的IP地址以及预先设定的端口。黑客在收到这些信息后，再利用这个潜伏的程序，就可以任意地修改用户的计算机的参数设定、复制文件、窥视硬盘中的内容等，从而达到控制用户的计算机的目的。利用各种特洛伊木马程序、后门程序和黑客自己编写的导致缓冲区溢出的程序进行攻击，前者可使黑客非法获得对用户机器的完全控制权，后者可使黑客获得超级用户的权限，从而拥有对整个网络的绝对控制权。这种攻击手段，一旦奏效，危害性极大。木马程序与计算机病毒相比，计算机病毒只是破坏用户的信息，而木马控制计算机，窃取用户的信息。
　　在草案起草修改过程中，对侵入普通网站或计算机系统获取信息行为或者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要否单独规定为犯罪进行了热烈讨论。有的意见主张，对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获取信息或者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行为，按其实施的后续犯罪定罪即可，不必另外单独定罪。考虑到计算机犯罪的特殊性，行为人侵入大量的计算机或者非法控制大量计算机，获取大量信息，在很多情况下难以证明其是否利用获取的信息实施了其他犯罪。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一款已将非法侵入国家事务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侵入计算机信犯罪息系统或者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本身就严重危及网络安全和广大用户的信息及财产安全，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将侵入普通的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或者对计算机系统实施非法控制，情节严重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也是合理的。因此，修正案（七）将这种行为单独规定为犯罪。
　　二是“利用其他技术手段”非法获取数据信息。所谓“利用其他技术手段”，主要是指假冒或者设立虚假网站，或者利用网关欺骗技术，行为人并不需要进入他人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就可获取其他计算机处理、传输的数据信息。所谓“假冒”网站一般是指冒充国家机关、金融系统已经建立的网站；所谓“设立”虚假网站，一般是指以国家机关、金融系统的名义建立并不存在的网站。所谓“网关欺骗”技术，就是通过ARP欺骗技术建立假网关，让被它欺骗的个人电脑向假网关发送数据，而不是通过正常的路由器上网，使所有发送的数据都要先经过假网关中转一次。这样，就可以窃取到被它欺骗的计算机系统数据了。假冒、设立虚假网站或者利用网关欺骗等行为欺骗性很大，不明真相的互联网用户在点击登陆网站，处理、传输数据时，这些数据就被他人非法获取。这类案件在实践中日益增多。目前已经查处的假冒、设立虚假的网站案件中，有的假冒国际、国内知名银行网站主页，伺机窃取网民网上银行认证信息；有的设立虚假公务员招考网站、在职研究生招考网站等。
　　3.“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这主要是指，通过上述手段获取了大量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多次作案，或者非法控制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许多台计算机等情况（三）提供非法侵入、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专用程序、工具罪修正案（七）在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中增加的第三款中规定：“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或者明知他人实施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违法犯罪行为而为其提供程序、工具，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提供非法侵入、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专用程序、工具罪在犯罪构成上有以下特征：
　　1.犯罪主体是任何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的人。
　　2.行为人实施了“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或者明知他人实施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违法犯罪行为而为其提供程序、工具”的行为。
　　当前，几乎所有网络应用服务和计算机信息系统以及相关设备均依靠认证信息和工具来识别用户的身份并授权其使用相关的网络服务和计算机资源，因此，保护认证信息和工具是保障网络和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第一道防线。用户一旦持有这些认证信息和工具，即可使用与其相关的网络应用服务资源和计算机信息系统。所谓“专门用于侵入计算机系统的程序、工具”，主要是指专门用于非法获取他人登录网络应用服务、计算机系统的账号、密码等认证信息以及智能卡等认证工具的计算机程序、工具。所谓“专门用于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主要是指可用于绕过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相关设备的防护措施，进而实施非法入侵或者获取目标系统中数据信息的计算机程序，比如具有远程控制、盗取数据等功能的木马程序、后门程序等恶意代码，它的特点是此类程序通常不会对计算机系统原有的功能和数据造成破坏，不会影响计算机的正常使用，但行为人可以通过此类程序对他人计算机系统进行非法控制。所谓“提供”，是向他人供给的意思，既包括出于营利目的的有偿供给，如网上销售，也包括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免费供给，如将程序贴在网上供网民免费下载；既包括向特定对象提供，也包括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提供。
　　在草案起草、修改的过程中，对于本款“明知他人实施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违法犯罪行为而为其提供程序、工具”的人，是作为实施犯罪行为的共犯还是单独规定为犯罪进行了研究。考虑到提供实施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的行为在网络犯罪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对网络信息安全造成的实际危害严重，如果将提供者作为使用这些程序和工具进行犯罪的共犯处理，假如使用这些程序的人员实施的行为不够刑事处罚，则无法将提供者作为共犯处理。另外，提供者通常是以层层代理的方式销售，规模庞大，要查清每个销售出去的程序和工具是否被用于实施网络攻击几乎是不可能的，获利最大的提供者很容易逃避打击。提供行为与使用行为相对独立，单独入罪，可以减少在移送起诉、审判之间的相互牵连，更有利于对此类危害社会行为的打击。因此，修正案（七）规定：
　　“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或者明知他人实施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违法犯罪行为而为其提供程序、工具，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即单独定罪名，按第二款规定的刑罚处罚。
　　3.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这主要是指提供了大量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的；出售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数额大的；或者由于其提供的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被大量使用造成严重危害的等情况。
　　十、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增加了单位犯罪的规定
　　2006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将1997年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修改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这类犯罪有些是由单位实施的，建议增加单位犯罪的规定，以进一步完善刑法对这类犯罪的惩治。经同有关部门研究，刑法修正案（七）规定，在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十一、将刑法第三百三十七条逃避动植物检疫罪修改为“逃避动植物防疫、检疫罪”
　　为了维护进出境动植物检疫工作的正常进行，防止动植物疫情以及其他有害生物传入、传出国境，刑法第三百三十七条对“违反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的规定，逃避动植物检疫，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的”行为规定了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近年来故意违反境内动植物防疫、检疫规定，造成动植物疫情传播、扩散的案件时有发生，给当地人民群众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具有社会危害性，建议对刑法作出修改，增加相应规定。
　　修正案（七）将刑法第三百三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的，或者有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危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修正案（七）对刑法原条文作了两处修改：一是将“违反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的规定”修改为“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使该条的适用范围由过去只适用于“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扩大到“境内”所有动植物防疫、检疫；具体是指：违反有关动物疫情管理规定的行为，如瞒报、谎报动物疫情；违反规定处置染疫动物、产品、排泄物、污染物；违反规定导致动物微生物遗失、扩散；非法从事致病源微生物实验，造成实验室病毒扩散等；违反有关动物检疫管理规定的行为，如违法规定运输染疫、疑似染疫、疫区易感、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动物及其制品；藏匿、转移、盗掘被依法隔离、封存、处理的染疫动物及其产品；经营、运输、屠宰、加工动物、动物产品逃避检疫等行为。二是对追究刑事责任增加了“有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危险，情节严重的”的情形。
　　十二、修改了刑法第三百七十五条，将伪造、盗窃、非法提供、使用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行为增加规定为犯罪
　　近几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大肆盗用、伪造军车号牌，假冒军车，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个别地区盗窃、伪造、买卖、非法提供和使用军车号牌呈现“产业化”和“集团化”趋势，有的发展演变成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军车号牌被大量盗用、伪造，造成了严重社会危害。
　　首先，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不法分子利用国家对军车的一些特殊优惠政策，使用假冒军车号牌，逃避缴纳过桥过路费、车船税、养路费、停车费等税费。据有关部门统计，一辆悬挂假军牌的小轿车平均一年偷逃各种规费一般在3万元左右，一辆悬挂假军牌的重型货车一年仅过桥过路费就可省50万元，全国假冒军车每年逃避缴纳的各种规费近10亿元。
　　假冒军车不仅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而且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损害公平竞争原则；其次，扰乱社会正常交通秩序。假军车打着真军车的幌子肆无忌惮，乱鸣笛、乱停放、闯红灯，强行变道夹塞、超速、违规逆行、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等，屡屡违反交通规则，直接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也严重损害部队形象声誉；再次，滋生其他犯罪问题。有的利用假冒军车为掩护，进行抢劫、诈骗、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危害社会治安。
　　近几年，军地有关部门在全国重点地区组织开展了打击盗用、伪造军车号牌专项斗争，打掉重大犯罪团伙、制假窝点百余个，收缴盗窃、伪造军车号牌6000余副，半成品数万副，查获假冒军车5000余台，查扣伪造证件数万本，公章千余枚，收缴制假工具设备千余件，涉案数千人。
　　中央军委法制局、总政保卫部反映，由于刑法对盗窃、非法提供、非法使用军车号牌的行为未作规定，司法机关对查获的案件在处理时适用法律上遇到问题，使一些不法分子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惩处，造成此类严重危害社会行为屡禁不绝。
　　第一，关于盗窃军车号牌问题。按照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盗窃罪通常以被盗物品的价值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而军车号牌的制作成本并不高，如果以号牌的成本价值和直接物质损失来计算，达不到盗窃罪的立案标准。但作为一种重要的军用标志，其有着特殊的用途和使用价值，军车号牌大量被盗，侵害的是国防和军事利益，还衍生出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由于刑法对盗窃军车号牌的法律责任不明确，全军和武警部队被盗数千副车辆号牌，无一立案，也难以依法有效开展侦查工作。专项斗争中，虽然查获了大量盗窃军车号牌的不法分子，但由于无法定罪处罚，只得作其他处理，影响了打击效果。
　　第二，关于非法提供军车号牌问题。一些不法分子为了牟取暴利，将盗窃、伪造的军车号牌，提供给个体运输户从事运输活动，每副车牌每月收取数千至上万元所谓“租金”，严重扰乱了交通运输秩序，致使国家税费大量流失。由于刑法没有明确规定非法提供军车号牌行为的法律责任，司法实践中只能对此类行为以涉嫌偷税或者买卖军车号牌犯罪立案侦查，但由于调查取证难度大，给依法追究带来很大困难。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法律，甚至订立攻守同盟，将买卖军车号牌诡辩成租用，逃避法律制裁。
　　第三，非法使用军车号牌问题。在军车号牌违法犯罪活动链条中，非法使用处于末端。由于非法使用军车号牌风险小、成本低，致使一些不法分子有恃无恐，大量非法使用军车号牌，也给盗窃、伪造、买卖、非法提供军车号牌的犯罪活动提供了市场，这是导致假冒军车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刑法没有对非法使用军车号牌行为作出规定，司法实践中难以依法定罪处罚。专项斗争中查获的6000余名非法使用军车号牌行为人，除少数人员涉嫌其他犯罪被依法查处外，其余均未受到刑事追究。加大对非法使用的打击力度，会极大压缩盗窃、伪造、买卖、非法提供军车号牌违法犯罪活动的空间，提高打击的效能。
　　修正案（七）规定，将刑法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二款修改为：
　　“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伪造、盗窃、买卖或者非法提供、使用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修正案（七）对刑法第三百七十五条作了以下修改：
　　1.考虑到军车号牌与军服的作用不同，将买卖军车号牌与非法买卖军服分别规定，并增加了“伪造、盗窃、非法提供、使用”等针对军车号牌的犯罪行为。
　　2.考虑到利用军车号牌与军服进行违法犯罪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不同，对“伪造、盗窃、买卖、非法提供、使用”军车号牌的犯罪行为，规定了比非法生产、买卖军服较重一些的刑罚，最高刑到七年有期徒刑。
　　修正案（七）在本条增加的“非法提供、使用”军车号牌等专用标志的行为，既包括非法提供、使用假的军车号牌等专用标志，也包括真的军车号牌等专用标志。以非法提供、使用军车号牌为例，将军车号牌提供给没有使用资格的人使用，无论提供的军车号牌是真是假，非法使用军车号牌的人逃避缴纳税费同样会给国家造成损失，上道路违章行驶同样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同样会对部队形象声誉造成损害，其社会危害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对非法提供、非法使用军车号牌等专用标志的违法犯罪活动，无论真假，都要打击，只有这样，才能对盗用军车号牌等专用标志犯罪有效遏制。
　　十三、增加了影响力交易罪
　　（一）立法背景
　　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收受请托人财物的犯罪作了规定。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根据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取决于双方有无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的，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其近亲属以受贿罪共犯论处；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构成受贿罪共犯。
　　近年来，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司法机关提出，目前在处理涉及腐败案件时遇到了一些新问题。
　　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打着老公、老子的旗号为请托人办事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事发以后，配偶、子女说收财物为他人谋利益之事是背着老公、老子办的，老公、老子说不知道此事，使案件难以处理。此外，一些已经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虽然已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但他们或者其近亲属及关系密切的人利用其在职时形成的影响力，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自己从中索取或者收受财物。这些行为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应作为犯罪追究。另外，我国已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公约十八条对影响力交易犯罪也作了明确规定，要求各缔约国将“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为其本人或者他人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作为该公职人员或者该其他人员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构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的条件”规定为犯罪。其中的“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就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亲朋好友、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配偶、子女、亲朋好友等非国家工作人员。一些部门提出，为适应反腐败的需要，刑法的有关条文规定应当修改完善，与公约衔接，以有利于我国履行承担的国际公约义务。
　　（二）影响力交易罪
　　修正案（七）规定，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关于影响力交易罪，有以下几点需特别指出讲一讲：
　　1.本罪的犯罪主体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曾经是国家工作人员，但由于离休、退休、辞职、辞退等原因目前已离开了国家工作人员岗位的人。在草案审议修改的过程中，有的部门建议将条文中国家工作人员（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改为“特定关系人”。理由是，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已经使用了“特定关系人”一词，规定：“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这个概念已被广泛接受和使用；另外，条文规定的“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的概念过于宽泛，范围也难以确定。法律委员会经研究认为：国家工作人员（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是与国家工作人员（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非国家工作人员，之所以将这两种人利用影响力交易行为规定为犯罪，主要是考虑到他们与国家工作人员或有血缘、亲属关系，或虽不存在亲属关系，但属情夫、情妇，或者彼此是同学、战友、老部下、老上级或者老朋友，交往甚密，有些关系密切到甚至可相互称兄道弟，这些人对国家工作人员（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自然也非同一般。以此影响力去为请托人办事，自己收受财物的案件屡见不鲜。如果将影响力交易犯罪主体仅限于“特定关系人”的范围，内涵及外延显然窄了，不利于惩治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犯罪。因此，这个意见没被采纳。
　　2.本罪的犯罪主体在实施影响力交易犯罪时在具体行为上有所不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是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而“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则是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
　　3.条文对影响力交易罪不同量刑档次的条件的规定方式与现行刑法条文不同：影响力交易犯罪虽然也属贿赂犯罪，但本条只规定了“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等三个既考虑数额又考虑情节的量刑档次，而对具体数额标准没再作具体规定。这主要是考虑到受贿犯罪与贪污罪不同，受贿的数额可能不大，但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的损失可能是巨大的。因此，对受贿罪的量刑，除了要考虑数额，还应当考虑其他情节，具体的数额和情节规定，要由司法机关根据实践作出司法解释。这样一种规定方式，为今后完善刑法对贿赂等犯罪的量刑条件规定提供了经验。
　　十四、修改了第三百九十五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将最高刑由五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年
　　反腐败需要预防和打击并重，标本兼治。世界各国反腐败经验表明，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建立完善有效的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制度，打造阳光下的政府，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温床和环境，对于遏制腐败犯罪的发生具有根本性作用。对公职人员的财产加强监督，是各国预防腐败的普遍做法，《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有明确规定。我国已经建立了党政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制度，这是建立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国家工作人员如实申报自己的财产，必要时对自己财产的来源作出合理说明，这是财产申报制度的基本要求。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国家工作人员聚敛大量财富，其拥有的财产远远高于其正常收入几十倍、几百倍，本人不能说明其财产的合法来源，司法机关也难以获得其犯罪的证据，不能直接以相关犯罪认定。为了有效地同腐败犯罪作斗争，1997年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在实践中查处的此类案件有的来源不明的财产数额多达上百万、千万、甚至几千万元，大多属于利用职务和地位敛聚的非法所得或者其他非正当收入，数额特别巨大，只是其本人不能说明或者不愿说明来源，同时司法机关也无法查明。由于最高法定刑只有五年，有些案件来源不明的财产数额相差上千万元，但刑罚只相差一年，明显与这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相适应。也与贪污、贿赂犯罪刑罚不平衡，从而使这些贪官逃避了法律应有的制裁。鉴于这类犯罪社会影响恶劣，建议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罚。另外，有的部门提出，本条“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规定，是指财产和支出两项总和明显超过合法收入还是指其中一项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不清楚，建议从文字上明确。
　　修正案（七）规定，将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
　　“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该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源，不能说明其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修正案（七）对原条文主要作了以下修改：一是将最高法定刑从五年提高到十年有期徒刑。在草案向全国征求意见和常委会审议过程中，有些意见主张将本罪的最高刑提高到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考虑到本罪是在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其财产的差额部分是通过其他违法犯罪行为所得的情况下，将这部分财产推定为非法所得而设立的一个罪名，加之我国财产申报制度尚未真正建立，如果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过重，不利于司法机关尽力深挖腐败犯罪。二是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修改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使财产、支出无论其中一项达到，还是二者相加达到差额巨大的数额标准，都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涵义更加明确，以更有利于打击这类犯罪。
　　[编辑：王金贵]
　　【注释】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
　　[1]笔者在此特别说明：为叙述方便，本文对修正案（七）新增加的犯罪的罪名都是笔者本人根据对相应条文的理解而定的，在司法上认定具体罪名应当根据“两高”发布的的相关司法解释确定
　　[2]参见美国国内收入局网站资料：http://www.irs.gov/compliance/enforcement/article/0，id＝108792，00.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一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1年2月2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
2011年2月25日
　

　　一、在刑法第十七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七条之一：“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在刑法第三十八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判处管制，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原第二款作为第三款，修改为：“对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违反第二款规定的禁止令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
　　三、在刑法第四十九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
　　四、将刑法第五十条修改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五、将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本法规定有数个量刑幅度的，应当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
　　六、将刑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
　　七、将刑法第六十六条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上述任一类罪的，都以累犯论处。”
　　八、在刑法第六十七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九、删去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二款。
　　十、将刑法第六十九条修改为：“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十一、将刑法第七十二条修改为：“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十二、将刑法第七十四条修改为：“对于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适用缓刑。”
　　十三、将刑法第七十六条修改为：“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
　　十四、将刑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修改为：“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或者违反人民法院判决中的禁止令，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
　　十五、将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修改为：“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下列期限：
　　“（一）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
　　“（二）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三年；
　　“（三）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五年，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年。”
　　十六、将刑法第八十一条修改为：“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
　　“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对犯罪分子决定假释时，应当考虑其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
　　十七、将刑法第八十五条修改为：“对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如果没有本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假释考验期满，就认为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并公开予以宣告。”
　　十八、将刑法第八十六条第三款修改为：“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假释的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尚未构成新的犯罪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撤销假释，收监执行未执行完毕的刑罚。”
　　十九、在刑法第一百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
　　二十、将刑法第一百零七条修改为：“境内外机构、组织或者个人资助实施本章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之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二十一、将刑法第一百零九条修改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掌握国家秘密的国家工作人员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二十二、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二十三、将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生产、销售假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二十四、将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修改为：“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二十五、将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修改为：“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二十六、将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修改为：“走私武器、弹药、核材料或者伪造的货币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走私国家禁止出口的文物、黄金、白银和其他贵重金属或者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走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等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条各款的规定处罚。”
　　二十七、将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走私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以外的货物、物品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较大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二）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三）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二十八、将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武装掩护走私的，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二十九、将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修改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给予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以财物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三十、将刑法第一百九十九条修改为：“犯本节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之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三十一、将刑法第二百条修改为：“单位犯本节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十二、删去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款。
　　三十三、在刑法第二百零五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零五条之一：“虚开本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发票，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三十四、删去刑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款。
　　三十五、在刑法第二百一十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一十条之一：“明知是伪造的发票而持有，数量较大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三十六、将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修改为：“以暴力、威胁手段，实施下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强买强卖商品的；
　　“（二）强迫他人提供或者接受服务的；
　　“（三）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投标、拍卖的；
　　“（四）强迫他人转让或者收购公司、企业的股份、债券或者其他资产的；
　　“（五）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特定的经营活动的。”
　　三十七、在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三十四条之一：“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未经本人同意摘取其器官，或者摘取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的器官，或者强迫、欺骗他人捐献器官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违背本人生前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或者本人生前未表示同意，违反国家规定，违背其近亲属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的，依照本法第三百零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三十八、将刑法第二百四十四条修改为：“以暴力、威胁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强迫他人劳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明知他人实施前款行为，为其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强迫他人劳动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三十九、将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修改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四十、将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修改为：“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四十一、在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前两款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四十二、将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修改为：“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四十三、将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修改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可以并处罚金。
　　“境外的黑社会组织的人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展组织成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者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犯前三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
　　“（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
　　“（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四十四、将刑法第二百九十五条修改为：“传授犯罪方法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四十五、将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为：“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盗掘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
　　“（二）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集团的首要分子；
　　“（三）多次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
　　“（四）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并盗窃珍贵文物或者造成珍贵文物严重破坏的。”
　　四十六、将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修改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四十七、将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他人矿区范围采矿，或者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四十八、将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三款修改为：“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四十九、在刑法第四百零八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四百零八条之一：“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
　　五十、本修正案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

刑法修正案（八）修正前后对比
　

《刑法修正案（八）》解读（一）
文/黄太云

　　作者单位：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这是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对刑法作出的最重要的一次修改。该修正案共50条，取消了13个罪的死刑，第一次对刑法总则进行了修改，内容涉及调整刑罚结构，对一些严重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缓的罪犯的减刑、假释和延长在监狱的实际最低服刑期限等作出了新的规定，延长了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刑期，完善了对老年人和未成年人从宽处理的规定，将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法律化。刑法分则的修改主要是进一步修改完善打击黑恶势力犯罪的相关法律规定，加强对于民生和弱势群体的刑法保护，对一些法律条文作了修改，并增加了一些新的犯罪。此次刑法修正对于进一步完善刑法，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和市场经济秩序，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必将起到积极、重要作用。
　　现就《刑法修正案（八）》主要条文的立法背景、条文的主要内容作简要介绍。
　　一、适当减少一些罪名的死刑
　　（一）我国刑法中的死刑罪名变化过程
　　保留死刑、严格限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是我国一贯坚持的刑事法律政策。1979年刑法体现了这一政策，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1979年刑法分则103个条文规定的129个罪名中，有15个条文规定了27个死刑罪名，其中反革命罪14个，普通刑事犯罪13个。此外，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规定了11个死刑罪名。当时共有死刑罪名38个。
　　1979年刑法实施以后，针对当时出现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和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一度相当猖獗、社会反映强烈的实际情况，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经济社会秩序，保障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中央提出了“严打”的方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严打”斗争。全国人大常委会也相继作出了一系列严惩严重破坏经济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的决定或补充规定，对刑法作出补充和修订。1982年至1995年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22个修改补充刑法的决定或补充规定，新增死刑罪名33个，对当时一度十分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和人民群众要求严厉打击犯罪的强烈要求作出了回应。到1997年修订刑法前，我国刑事法律规定的死刑罪名共有71个。
　　1997年修订刑法时，对是否减少死刑规定意见不一致。部分意见认为，我国刑事法律规定的死刑罪名过多，应较大幅度减少。也有部分意见认为，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对减少死刑应十分慎重。具体分析已有的71个死刑罪名，考虑到各种犯罪可能产生的最严重后果，绝大多数死刑都不宜取消。立法机关就此问题多次召开座谈会，充分听取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及专家学者的意见，会同有关方面反复研究论证，考虑到当时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经济犯罪情况严重，暂时还不具备减少死刑的条件，在修订刑法中本着基本不减少也不增加的原则，对死刑作了规定。修订后的刑法规定了68个死刑罪名。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化，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以及应对国际人权斗争的需要，减少死刑规定的问题再度受到广泛关注。比较多的意见认为：现行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偏多；死刑罪名的分布偏宽，刑法分则共10章，除第九章渎职罪中没有规定死刑外，其他各章均有死刑罪名；死刑罪中非暴力性的经济方面的犯罪所占比重偏大，刑法分则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共规定有16个死刑罪名，占全部死刑罪名的24％。刑法中非暴力性犯罪的死刑罪名有40多个，占死刑罪名总数的60％以上。
　　我国已于1998年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该公约第六条第二款规定了死刑适用的国际标准：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对于何谓“最严重的罪行”，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关于保障面临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第一条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应当理解为其适用范围不应超过致命的或其他极度严重后果的故意犯罪。联合国秘书长2010年向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提交了有关全球死刑问题的五年期（2004-2008年）报告，截至2008年年底，全球在法律上废除死刑的国家达95个，另有8个国家废除对普通犯罪判处死刑。46个国家在过去的10年中未执行过死刑而被联合国归类为“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三项合计149个国家。目前还有47个国家保留和执行死刑，仅占全球196个国家的24％。
　　（二）对于减少死刑的不同意见和观点
　　在修正案起草修改过程中，普遍认为，中央在司改任务中提出“适当减少死刑罪名”，体现了我国法治的进步，表明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显著成绩，依法治国方略稳步推进。有些司法机关指出，我国刑法中有68个死刑罪名，从1997年至今审判实践情况看，实际判处过死刑的罪名还不到死刑罪名总数的一半。换言之，刑法中一半以上的死刑罪名从1997年至今没有判过一个死刑。另外，从实践来看，对于死刑震慑犯罪的作用不可高估。2007年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后，实际核准执行死刑的案件数量大幅下降，但严重命案非但没有上升，反而自2006年以来连年下降。主要原因是社会管控手段、综合治理措施上改进了，而非死刑威慑的结果。中央在司改任务中提出适当减少死刑，是非常及时、正确的。从现阶段国情出发，我国尚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但从立法上减少死刑罪名，既有必要，又十分可行。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国防利益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考虑到法益的重大性和特殊性，尽管和平时期适用死刑的几率极低，仍有保留的必要。考虑到现阶段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性和民众要求惩治腐败的意愿，对贪污贿赂犯罪也有保留死刑的必要。除上述犯罪外，原则上对于不危害公民生命或致人严重残疾的犯罪，均没有必要配置死刑。建议可减少20种左右犯罪的死刑。
　　当然，对于减少死刑这一社会各界关注和比较敏感的话题，也有一些部门对减少死刑对犯罪可能产生的影响抱有疑虑。认为死刑对于惩罚和震慑严重犯罪分子、伸张社会正义、维护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时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相当繁重，必须继续坚持正确运用死刑这一刑罚手段，有效遏制犯罪活动猖獗和蔓延的势头。同时，人民群众“以命抵命”的报应观念根深蒂固。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不具备大幅度减少死刑适用的条件，建议对减少死刑持慎重态度。
　　（三）减少一些罪名的死刑应把握的原则
　　我国现行刑法有68个死刑罪名，到底以什么标准来选择需减少的死刑罪名？减多少个罪名的死刑合适？这都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减少死刑罪名应当把握的原则是：对死刑罪名的调整，既要适应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形势的需要，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文明进步，又要考虑维护国家安全、社会治安、社会稳定和反腐败斗争的需要，考虑公众的心理感受和社会的接受程度，以循序渐进的方式作出调整为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治安的实际情况，在总结司法实践情况，深入调查研究，反复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充分论证，《刑法修正案（八）》减少了13个非暴力性犯罪的死刑。主要考虑为：一是这些犯罪的死刑，是根据当时打击犯罪的需要规定或增加的。随着形势变化，已没必要对这些犯罪适用死刑。取消这些犯罪的死刑，符合我国一贯坚持的慎用死刑原则和减少死刑的国际趋势。二是在取消这些犯罪的死刑后，仍保留了无期徒刑，从罪刑相适应角度看是适当的，可以做到罚当其罪。三是近年来这些犯罪在实际中一直未适用或较少适用死刑，取消这些犯罪的死刑，不会对打击犯罪带来影响。
　　《刑法修正案（八）》取消的13个非暴力性犯罪的死刑罪名是：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盗窃罪，传授犯罪方法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取消死刑的罪名占目前死刑罪名总数的19.1％
　　在草案向全国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不少部门、地方、法律专家主张减少死刑的步子可迈得再大一些。在进一步减少死刑的建议中，意见比较集中的是主张减少以下几个罪的死刑：
　　1．组织卖淫罪。一种观点认为，组织卖淫罪表现为“组织他人提供有偿的性服务”，它主要是将有卖淫意愿的妇女组织在一起，形成卖淫团伙，设置卖淫窝点或网络卖淫并为之提供卖淫的条件，在犯罪性质上属于妨害道德风化的犯罪，通常不会造成被害人的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角度考虑，对组织卖淫罪无需规定死刑。如果行为人在组织他人卖淫的过程中，违背被组织者的真实意愿，有强迫卖淫的情形，就可以按照强迫卖淫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犯罪人既以非暴力方式组织他人卖淫，又以暴力胁迫等侵犯人身的方式强迫卖淫，则可认定为组织卖淫罪与强迫卖淫罪数罪并罚。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到死刑，仍能对犯罪人给予有效惩处。
　　另一种观点认为，目前我国组织卖淫犯罪活动还十分猖獗，有的甚至组织幼女卖淫、组织境内妇女到境外卖淫，危害极其严重，如取消死刑，将会削弱对犯罪分子的震慑效果，影响打击力度，不利于保护妇女尤其是幼女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维护我国国家形象，建议继续保留此罪的死刑。
　　2.运输毒品罪。一种观点认为，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的规定，运输毒品罪的量刑标准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相同。运输毒品犯罪行为是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犯罪的辅助环节或者手段，在整个毒品犯罪中具有从属、辅助性特点，其社会危害性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等源头性犯罪明显不同。司法实践中，运输毒品罪占到毒品犯罪死刑的三分之一。该罪的行为人大多是受雇、受指使的贫民、边民、孕产妇及无业人员。他们并非毒品所有者，不是最大获利者，很多是出于生活贫困或受人利诱赚取少量运费，主观恶性一般不大。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出发，对运输毒品罪死刑的适用标准应当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有所区别。
　　另一种观点认为，目前我国毒品犯罪形势严峻，为保持对毒品犯罪的高压态势，不宜取消运输毒品罪的死刑。况且运输毒品罪只是走私、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的一个选择性罪名，即便取消运输毒品罪的死刑也不会减少死刑罪名的总数。如果要控制运输毒品罪的死刑，不一定要修改刑法，通过司法控制就可实现。
　　3．集资诈骗罪。一种观点认为，从犯罪性质看，集资诈骗罪有非暴力性和经济犯罪两个显著特征，这使得该罪与死刑之间缺乏合理的对等关系，不应对集资诈骗罪保留死刑。从犯罪的原因上看，集资诈骗罪的被害人对于集资行为本身的违法性通常都有一定的认识，但大多处于贪利、投机的心理而将自己的财物交付集资诈骗人，其本身也具有一定过错，对集资诈骗罪不适用死刑也符合刑事司法实践中对被害人有明显过错的犯罪一般不对犯罪人适用死刑的司法惯例。从集资诈骗罪与其他同类犯罪的关系上，对集资诈骗罪保留死刑难以保持该罪与其他同类犯罪的罪刑平衡。《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和信用证诈骗罪死刑以后，单独保留集资诈骗罪的死刑，在立法上会造成金融诈骗犯罪死刑取消标准的不统一。事实上，其他诈骗犯罪的危害后果完全有可能达到甚至超过集资诈骗罪死刑适用所要求的危害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仅保留集资诈骗罪死刑，会更加凸显在立法上集资诈骗罪与其他诈骗类犯罪罪刑的不平衡。
　　另一种观点认为，集资诈骗罪属于涉众犯罪，被害人通常人数较多，案件的社会影响较大，而且在目前还有高发的趋势，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在现阶段仍然需要保持高压态势，有必要保留死刑。
　　立法机关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反复研究后认为，减少死刑要稳妥推进，考虑各方面因素，死刑也不宜一下减得太多。《刑法修正案（八）》减少了13个犯罪的死刑，已经宣示国家在认真考虑死刑减少问题，对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将会产生重要的指导意义，应当根据死刑减少后的实际效果和对犯罪的影响，稳妥推进我国减少死刑的进程。因此，没有再增加减少死刑的罪名。
　　二、调整刑罚结构
　　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完善死刑法律规定。适当减少死刑罪名，调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之间的结构关系。建立严格的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执行制度，明确死刑缓期执行和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后罪犯应实际执行的刑期。”
　　在立法调研过程中，司法机关、法律专家普遍指出，目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罪犯在实际执行中，存在“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生死两重天”的刑罚轻重不平衡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死刑的严厉程度与实际执行的死缓、无期徒刑刑期的严厉程度相差较大；二是判处死缓的罪犯一般都罪行极其严重，按照罪刑相适应原则，死缓犯实际执行的刑期一般不应低于无期徒刑实际执行的刑期，但在实际执行中，死缓犯平均执行的刑期与无期徒刑犯平均执行的刑期相差无几；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的罪行比有期徒刑罪犯要更为严重，实际执行的刑期应当不低于有期徒刑犯；但实际执行中，无期徒刑犯与数罪并罚被判二十年有期徒刑犯的实际执行的刑期基本相同。由于法律规定的无期徒刑的最低服刑期限过低，导致实践中无期徒刑和死缓没有切实发挥应有的严厉性，造成刑罚结构的动态性缺陷。死缓犯、无期徒刑罪犯实际服刑时间过短就返回社会，不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还会对社会治安构成威胁，也会引起人民群众的严重不满和不安。
　　立法机关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在调整刑罚结构方面对刑法相关条文进行了以下几方面内容的修改。
　　（一）严格限制死缓罪犯的减刑
　　刑法第五十条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在立法调研中了解到，近几年，全国监狱系统释放的原判死缓罪犯中，平均服刑期限为16年2个月；被假释的原判死缓罪犯平均服刑期限为15年9个月。全国监狱系统释放原判无期的罪犯中，平均服刑14年9个月，被假释的原判无期罪犯平均服刑期限13年10个月。从以上统计数字可看出，原判死缓的罪犯与原判无期的罪犯平均服刑期限相差不到2年；原判无期的罪犯服刑期限偏短，与有期徒刑罪犯服刑期没有拉开距离。据有关部门统计，2007年至2009年，在各地报请核准死刑的案件中，被告人年龄在18-30周岁的约占二分之一。这意味着如果一个25岁左右的人犯重罪，没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按照目前的实际平均服刑期限，其大约在40岁左右尚处身强力壮之时就可重返社会。不仅会给广大群众带来巨大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感，对社会治安造成沉重压力，也难以安抚被害方，满足社会公众对刑罚正义的期盼。
　　为解决死刑、死缓、无期徒刑与有期徒刑刑罚在实际执行中的不平衡问题。《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五十条死缓罪犯的减刑作了如下修改：
　　1．将死缓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后，由原来规定“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改为“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提高了死缓减为有期徒刑的刑期。
　　2．增加了“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的规定，明确对9种被判处死缓的罪犯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满后可以“对其限制减刑”。此款规定包含两层意思：（1）明确了“限制减刑”的对象范围。包括两类罪犯：第一类是被判处死缓的累犯，虽是累犯但被判处死缓以外其他刑罚的不在此列。根据《刑法修正案（八）》修改后的刑法第六十六条、第八十一条的规定，累犯除普通累犯外，还包括“因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上述任一类罪”的特殊累犯；第二类是因犯所列的几种严重犯罪而被判处死缓的罪犯，即“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2）人民法院对决定罪犯是否“限制减刑”有酌定裁量权。根据本条规定，即便属于前两类情形被判处死缓的罪犯，也并非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满减为无期徒刑或者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后，一律限制其再减刑，是否需要对其限制减刑由法院在案件判决时根据罪犯的犯罪情节等具体情况酌情决定。
　　（二）延长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罪犯减刑后的最低实际服刑期
　　如何将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结构和严厉性维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是调整刑罚结构重点研究的一个问题。从目前实际执行情况看，被判处死缓和无期徒刑的罪犯，实际执行刑期总体较短。关于采取何种方式来延长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罪犯减刑后的最低实际服刑期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提出，应当大幅提高有期徒刑刑期，普遍延长被判处重刑罪犯的实际执行期限，拉大死缓、无期徒刑的实际执行期限的距离。数罪并罚后有期徒刑刑期可以到四十至五十年甚至更长。这样，如果以实际执行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以上计算，犯罪分子在减刑后实际服刑期限可达二十至二十五年。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幅度提高有期徒刑的法定最高刑期，对整个刑罚结构变动较大。如果普遍延长所有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罪犯的实际执行期限，不利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易引发新的社会矛盾；从实际执行效果看，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的普通犯罪的罪犯被释放后基本消除了社会危险，再犯罪的比率也比较低，没有必要普遍延长服刑期限；考虑到数罪并罚最高刑期已提到二十五年，为保持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之间最低实际执行期限的平衡，对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普通刑事罪犯实际服刑期限可稍作延长，不宜对有期徒刑的刑期作大的变动，有利于保持刑罚结构的基本稳定。考虑到《刑法修正案（八）》的重点之一是要解决好因累犯以及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罪犯的实际执行期过短，与死刑立即执行差别悬殊的问题，以更好地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有针对性地较大幅度提高这部分罪犯的实际服刑期限，是必要的。《刑法修正案（八）》采纳了后一种意见。
　　《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修改为：“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下列期限：
　　“（一）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
　　“（二）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三年；
　　“（三）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五年，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年。”
　　《刑法修正案（八）》对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罪犯减刑后的执行期限未作改变，但对于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的罪犯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期限作了特别规定：（1）将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最低期限由过去不少于十年提高到不少于十三年；（2）对属于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限制减刑的9种被判处死缓的罪犯，即对被判处死缓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缓的，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实际执行的最低期限不能少于二十五年；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实际执行的最低期限不能少于二十年。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本条规定的是罪犯减刑后必须在监狱场所实际执行的最低期限，这并不意味着罪犯只要实际服刑达到了最低期限，就可以释放出狱了。如果违反监规，抗拒改造，即便实际服刑达到了最低期限，也还应当继续在监狱服刑。对犯罪分子的实际执行刑期，应在遵循本条规定的基础上，根据犯罪分子接受教育改造等具体情况确定。
　　（三）延长被假释罪犯的最低实际服刑期
　　为解决死刑、死缓、无期徒刑与有期徒刑刑罚在实际执行中的不平衡问题，《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第八十一条修改为：“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
　　“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对犯罪分子决定假释时，应当考虑其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八十一条主要作了如下修改：
　　1扩大了“不得假释”的罪犯的范围。1997年刑法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爆炸、强奸、抢劫、绑架等暴力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罪犯不得假释，《刑法修正案（八）》将不得假释的范围又扩大到“因放火、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这里的“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是指以犯罪组织形式实施的暴力犯罪，如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恐怖组织、犯罪集团实施的暴力犯罪等；所谓“暴力性犯罪”不仅包括本条所列举的几种犯罪，而且还包括其他使用暴力手段，以特定的或者不特定的人为侵害对象，蓄意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
　　2．延长了被判处无期徒刑、死缓的假释罪犯的最低实际服刑期。将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最低实际执行由原来的十年提高到十三年。这样规定的主要考虑是，一方面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保证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得到必要的改造，也只有在对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一定的刑期，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执行机关和司法机关才能判断出其是否有再犯罪的危险；另一方面，也便于无期徒刑与数罪并罚刑期提高到二十五年后的实际最低执行期限相平衡。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本条规定的只是罪犯在假释前必须实际服刑的最低期限，绝不是只要实际服刑时间达到了最低期限，犯罪分子就可假释了。对罪犯是否假释，要看其是否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有无再犯罪的危险等因素综合评估决定。
　　3．增加了“对犯罪分子决定假释时，应当考虑其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的规定。假释是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犯罪分子，在执行一定的刑期后，附条件地将其提前释放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有助于减少长期监禁对罪犯重新回归社会造成的不利影响。一般来说，被假释的犯罪分子都要回到原来所居住的社区，会对原来的社区造成一定的影响，如果犯罪分子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不好，势必影响其融入社会，甚至会诱发新的犯罪，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安宁。因此，《刑法修正案（八）》增加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假释时，应当考虑其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
　　（四）适当提高数罪并罚的刑期
　　我国刑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数罪并罚刑期最高不超过二十年。立法调研中，一些司法机关和法律专家提出，这一规定总体上可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能够达到惩罚、教育和改造犯罪分子的目的。但该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如果一个犯罪分子犯多个罪，每个罪均被判处较长期限的有期徒刑，数罪并罚之后就会出现实际执行的刑期过短的问题，犯罪分子犯个罪与数罪最终的刑罚差别不大，难以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尤其是在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一些黑恶势力团伙的骨干分子，大多犯多个罪，个罪的总和刑期有些长达七八十年有期徒刑，但如果没有犯下可判无期徒刑的罪，数罪并罚后最高刑也就二十年有期徒刑，惩处的力度远远不够。建议将有期徒刑和数罪并罚的法定最高刑期提高到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
　　也有司法机关和法律专家认为，我国重罪重犯率低，没有普遍提高有期徒刑和数罪并罚刑期的迫切必要。我国刑法中但凡重罪，最高刑大多都规定到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如果连一个无期徒刑的罪都没有犯，要大幅度提高有期徒刑和数罪并罚的刑罚，会带来刑罚不平衡的问题，没有必要提高数罪并罚的刑期。
　　立法机关在对各方意见反复研究后，《刑法修正案（八）》对第六十九条主要作了如下修改：
　　1.将数罪并罚后有期徒刑的最高刑期从二十年提高到二十五年，以严厉打击一些实施多种犯罪，有期徒刑总和刑期很高，但又判不了重刑的罪犯。在《刑法修正案（八）》面向全国征求意见过程中，有意见建议删去“有期徒刑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限制，直接将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上限提高至三十年、三十五年甚至更长。经研究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数罪并罚有期徒刑的上限规定为二十年，可以满足惩罚与改造犯罪分子的要求。从司法统计数据分析，执行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之后再犯罪的比率很低，可以认为基本上达到了适用刑罚的目的。如果统一将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期限延长至二十五年，涉及面会很大，将会有很大一部分罪犯的执行期限延长至二十年以上，在执行较短有期徒刑就足以实现刑罚目的的情况下，普遍延长刑罚期限将会产生适用刑罚过度的问题，不利于犯罪人回归社会，也会加大监管机构的执行压力和行刑成本。基于上述考虑，立法机关区分不同情况，对于为数不多的罪行严重、有期徒刑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犯罪分子，数罪并罚的最高刑期上限延长至二十五年；对于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数罪并罚的上限维持不变。这样，既能更好地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也防止普遍延长刑期的情况发生。
　　2．对数罪中被判处的附加刑的执行问题作了进一步规定。1997年刑法规定，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但对不同种类的附加刑如何执行没作规定。《刑法修正案（八）》对本条的修改，主要是为了明确实践中判处多个附加刑如何并罚的问题。本次修改明确规定：“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三、完善从宽处理的法律制度，规范非监禁刑的适用
　　（一）完善对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理的规定
　　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探索建立对老年人犯罪适当从宽处理的法律机制，明确其条件、范围和程序。”
　　1．完善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的规定。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老年人犯罪，刑法没有从宽处理的规定。近些年来，司法机关和专家学者多次提出，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国早在西周时期的法律就有关于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规定，历经汉、唐、明、清各朝代到民国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制度。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在法律中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作出相应的规定，也是现今许多国家的做法，我国刑法也应有所规定。
　　在立法调研中，一些司法机关和法律专家建议在刑法中增加“对已满七十周岁的人犯罪的，从宽处罚”的规定，其主要理由：一是就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而言，一个人到了老年阶段，责任能力有一个不断减弱乃至衰竭的过程，老年人对其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承担理应与青壮年人有所不同；二是从现代刑罚的目的角度来看，老年人犯罪，除难以改造的累犯和惯犯外，其社会危害性较小。对老年人适用过于严厉的刑罚，既不能起到吓阻社会上不稳定分子的作用，也很难获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刑罚的一般预防效果也并不理想；三是由于犯罪的老年人年事已高，再加上其行为能力弱等因素，他们再次实施犯罪的可能性降低，其人身危险性要明显小于青少年和成年人。为了体现区别对待的原则，有必要对老龄犯罪从宽处罚，这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
　　立法机关广泛征求了人大代表、司法部门、社会公众和专家学者的意见，总体认为，对老年人犯罪适当从宽处理，不会影响到社会治安秩序，也有利于体现刑法宽严相济的原则。在深入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增加了有关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规定。《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十七条之后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七条之一：“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里规定的“故意犯罪”，是指刑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是指要根据老年人故意犯罪的具体情况，酌情决定是否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是指刑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应当预见自己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是指对于老年人过失犯罪的，应当一律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如何规定为好，是立法过程中争论热烈的问题之一，主要集中在两个焦点上：一是老年人的年龄界限问题。有的提出，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已明确规定，“老年人是指六十周岁以上的公民”，建议将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的年龄界限划在六十周岁。也有的提出，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均寿命已超过七十周岁，建议划在七十周岁，也有的提八十周岁。立法机关综合了各方面意见，同时考虑到老年人的生理特点、老年人犯罪的情况以及社会公众的接受程度，明确将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的年龄界限划在七十五周岁。二是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尺度问题，是对老年人犯罪一律从宽处理，还是要有所区别。有的意见提出，对老年人犯罪一律从宽不会影响到社会的治安秩序。另有意见提出，老年人虽然身体衰弱了，但社会阅历多、生活经验丰富，更应遵纪守法，犯罪后一律从宽不妥。立法机关经对各方意见综合研究，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作了区别规定：“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样规定，体现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有利于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对于主观恶性较大的故意犯罪，从宽的尺度较严，对于主观恶性较小的过失犯罪则规定了较宽的尺度。
　　2．对老年人不适用死刑。立法调研过程中，一些司法机关和法律专家提出，应当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对七十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适用死刑，主要理由在于：一是对老年犯罪人不适用死刑符合限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的要求。“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是我国一贯坚持的死刑政策，在死刑的适用对象上作出严格限制也是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内容。对七十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禁用死刑，是顺应时代要求、限制死刑适用的理性选择；二是七十周岁以上老年人多进行的是非暴力手段的犯罪，应处死刑的严重刑事犯罪的几率很低。因此，对七十周岁以上老年犯罪人不适用死刑，对我国司法实践不会造成大的影响，不仅不会冲击目前的司法体系，而且会改善我国司法的国际形象；三是对七十周岁以上老年人禁用死刑，也是刑法的伦理精神的体现。
　　对于《刑法修正案（八）》增加的“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的规定，同“老年人犯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问题一样，在立法过程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对多大年龄的老年人不适用死刑。《刑法修正案（八）》最后规定为七十五周岁，主要是考虑了前面已经阐明的因素，也与刑法第十七条之一规定的对老年人从宽处罚的年龄相衔接。二是是否对年满七十五周岁的老年人一律不适用死刑。有的常委委员和民众提出，判处刑罚应当考虑个罪的情况，有的罪犯虽然年满七十五周岁，其体力、智力、精神状况良好，如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且社会影响极为恶劣的，如不适用死刑，难以适应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建议对老年人不适用死刑的规定不要过于绝对，要留有余地。
　　立法机关广泛征求了人大代表、司法部门、社会公众和专家学者的意见，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在刑法第四十九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
　　本款规定的“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是指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案件进入法院审理程序的时候被告人已年满七十五周岁。“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是指以令人发指的手段，如以肢解、残酷折磨、毁人容貌、摘除人体器官等惨无人道的手段致使被害人死亡的。本款规定的不适用死刑，也包括不适用死刑缓期执行。
　　在立法过程中，有的意见主张将“审判的时候年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改为“犯罪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理由是，如果一个人七十二三岁犯了死罪，在侦查、起诉阶段想方设法拖延诉讼，到了七十五周岁才进入审判程序，就判不了死刑，逃避一死的企图岂不就轻易得逞？考虑到对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判处死刑主要是从人道角度出发的，全国每年满七十五周岁以上的人犯罪少之又少，该判处死刑的就更少了。全国法院近几年只判处过一起年满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死刑案件，罪犯也还不到七十五岁。因此，将年龄限定在“审判时”是合理的；再者，对审判时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判处死刑也并非不判刑，从某种意义上讲，判处无期徒刑让罪犯在服刑过程中心存愧疚地慢慢死去对他来说或许更加痛苦，也并没有放纵罪犯。
　　在草案征求意见和审议过程中，有些人担心，如果规定对年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免死，一些犯罪组织可能会专门雇用七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去犯罪，一些老年人可能会抓住法律上的漏洞，毫无顾忌地进行各种犯罪，会产生极其严重的负面后果。但有些人不认同这个观点，认为这种说法只是基于人们的主观臆断，人要犯罪不是刑法能控制的，犯罪人也不是以刑法有无死刑的规定去选择要不要犯罪的。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推理，我国刑法已规定对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不判处死刑，一些犯罪集团也可能会专门雇用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去犯罪，由此推论出对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也应当判处死刑，显然是错误的。
　　3．放宽对犯罪的年满七十五周岁的老年人、未成年人的缓刑适用。我国1997年刑法对犯罪的老年人、未成年人的缓刑问题并未作出特别规定，不少司法机关和法律专家提出，在缓刑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可以适当放宽对犯罪的老年人、未成年人的缓刑适用，会大大减轻监狱等刑罚执行机关的压力，既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体现刑法对弱者的人道主义关怀，又可以使其不脱离社会，在亲人、基层组织的帮助与监督下进行教育和改造，不仅可以取得好的效果，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七十二条作了修改：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缓刑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对于一般主体，符合适用缓刑条件的，法律规定可以适用缓刑，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法官依据案件和罪犯个人的情况决定宣告缓刑，也可以不适用缓刑。但是，对于符合缓刑条件的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法律规定应当宣告缓刑，即只要符合适用缓刑条件的，就应当适用缓刑，体现了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犯罪特殊处理的立法精神。
　　4．增加了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累犯的规定。为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按照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探索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制度。考虑到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对犯罪的未成年人更好地体现以教育挽救为主的方针，以使他们能更好地接受教育改造，便于他们以后顺利融入社会，成为服务社会的有用之材，在刑法中增加了有关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累犯的规定。《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这就是说，除了符合构成累犯的其他条件之外，犯罪分子在犯前罪和后罪时必须都是年满十八周岁以上的人。如果犯前罪时是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即使犯后罪时已满十八周岁，也不构成累犯。
　　5．免除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的前科报告义务。未成年人处在体力、智力发育过程中，虽已具有一定的辨别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但由于其阅历短、社会知识少，其成熟程度还不同于成年人，因此对于未成年时的犯罪记录与成年后的犯罪记录应当区别对待。对于未成年时有较轻犯罪记录的人，如果要求他们在入伍、就业时如实报告自己曾受刑事处罚的情况，可能会对他们的录取或录用造成困难，对他们人生发展道路产生不利影响。为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对未成年犯实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重在教育、挽救和改造的方针，立法机关根据全国人大代表的建议和有关部门意见，在刑法中增加了免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的特别条款。《刑法修正案（八）》在第一百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
　　根据本款规定，免除前科报告义务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1）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既包括入伍、就业时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也包括入伍就业时已满十八周岁的成年人，只要其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就构成适用本条规定的条件之一；如果犯罪时年满十八周岁的人，不能免除报告义务；（2）犯罪被判处的刑罚为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包括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以及适用缓刑的情形。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两个条件需同时具备才能适用本款的规定，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如果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不能免除报告义务。之所以作这样的规定，主要是考虑一般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情节较轻，不属于危害特别严重的犯罪行为。未成年人犯这些罪行通常是由于缺乏自控能力、一时冲动或者是受其他不良因素影响，犯罪的未成年人一般主观恶性不大，易于接受教育改造。免除报告义务主要是要将其在未成年时曾经误入歧途，走上犯罪道路的痛苦经历对其以后选择正确人生发展道路的负面影响减至最低，以有利于鼓励和促使其重新开始新的人生，做一个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
　　在起草和审议过程中，有意见提出，当前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且犯罪低龄化的趋势突出，一味地采取从宽处理的态度不利于发挥刑法预防犯罪的作用。立法机关研究认为，未成年人犯罪率高是当前社会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不能只是加重惩罚，而应从教育和社会环境治理着手，消除可能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的因素。对于未成年时有较轻犯罪记录的人，免除其前科报告义务有利于他们摆脱犯罪纪录的影响，防止被“标签”化，有利于他们重新回归社会。
　　（二）进一步明确缓刑的适用条件
　　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缓刑对于感化、挽救和改造犯罪人、化解社会矛盾等具有重要积极意义。从这些年的实践情况看，缓刑制度设计总体上是好的，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也有利于犯罪人回归社会，但是这项制度在执行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司法机关反映，缓刑制度在执行中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是缓刑适用的标准不明确。司法实践中由于对“犯罪情节”、“悔罪表现”、“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存在争议，难以把握，导致法院在适用中的差别较大。尤其是刑法将适用缓刑的实质性条件规定为“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确实”一词对于法官判断的准确性提出了强制性标准，诱发犯罪的因素多种多样而且许多因素不确定，要确保判断万无一失的确强人所难，建议以再犯罪可能性判断作为适用缓刑的实质性条件。
　　二是适用缓刑的案件范围较窄。刑法只规定了对一般犯罪分子的缓刑，建议在缓刑对象上体现对未成年人包括对在校的学生、七十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残疾人、孕妇或哺乳期的妇女等特定人群的特殊保护。这类犯罪分子本身人身危险性较小，属于所谓的弱势群体，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应给予特殊的保护。
　　三是缺乏对禁止或限制适用缓刑的罪犯的明确规定。如对于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涉恐犯罪、涉黑犯罪的罪犯，均不应适用缓刑。
　　立法机关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并反复进行研究后，《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七十二条关于缓刑的适用条件作了三处修改：
　　1．对适用缓刑的条件进一步完善、具体化。将“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修改为同时符合“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四项条件，将原来比较抽象的缓刑条件具体化，便于法院在判处缓刑时具体把握。所谓“犯罪情节较轻”是指犯罪人的行为性质不严重、犯罪情节不恶劣；“有悔罪表现”是指犯罪人对于其犯罪行为能够认识到错误，真诚悔悟并有悔改的意愿和行为，比如积极向被害人道歉、赔偿被害人的损失、获取被害人的谅解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是指对犯罪人适用缓刑没有再犯罪的可能的；“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是指对犯罪人适用缓刑不会对其所居住社区的安全、秩序和稳定带来重大的、现实的不良影响，具体情形由法官根据个案情况来判断。适用缓刑的四项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如果根据案件的具体情节和罪犯的表现，不关押不足以教育改造或防止其再犯罪，就不能适用缓刑；罪犯虽然不再具有再犯罪危险的，但被判处的刑罚超过三年有期徒刑的，也不能适用缓刑。
　　在《刑法修正案（八）》起草和审议过程中，有意见认为本条规定的“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条件主观判断的色彩太浓，容易导致法官裁量的随意性。立法机关经研究认为，社会危险性标准是世界各国适用缓刑的基本判断标准，对于犯罪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并没有绝对客观的、确定性的判断标准，而只能交由法官根据个案情况判断。法官应根据案件和犯罪人的具体情况，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如果认为犯罪人“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即符合没有社会危险性判断标准。还有意见认为，将“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作为缓刑条件之一，可能会使法官是否作出缓刑决定很大程度上受到社区意见的影响，从而影响缓刑的适用。立法机关研究认为，这一缓刑条件是立足于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从有利于对犯罪分子的监管和改造，有利于社区广大居民能够安居乐业的角度作出的。因此，在适用缓刑制度时，既要考虑被告人的个人情况，还要考虑适用缓刑对社区的影响，否则就不能达到适用缓刑的目的和社会效果。当然，可能对社区造成的不良影响必须“重大”才能成为不适用缓刑的条件，如果只是一般的影响则不影响缓刑的适用。
　　2.对符合缓刑条件的特殊对象作出特别规定。明确规定对于符合缓刑条件的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弥补了刑法条文没有对符合缓刑条件的特殊对象作出特别规定的不足。
　　3．增加法官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禁止令的规定。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保护被害人、证人人身安全，同时为了帮助适用缓刑的犯罪分子改过自新，防止其再次犯罪，本条规定法官可以用禁止令的方式，对于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有针对性地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进行一定的约束。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所谓“根据犯罪情况”主要是指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犯罪人主观恶性的大小等情况；所谓“特定活动”，一般应当是与原犯罪行为相关联的活动，如与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相关的炒股活动、与贪污、挪用犯罪相关的财会活动等；所谓“特定的区域、场所”一般是指原犯罪的区域、场所或者与原犯罪场所相类似的场所、区域等，如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有关的娱乐场所等；“特定的人”一般是指原犯罪行为相关联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证人等。禁止令的内容应当有正当理由或者是基于合理推断，有针对性。禁止令的内容可以是一项或几项。禁止令的内容应体现在判决中，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效力，犯罪分子必须遵守。本条款为选择性适用规定，在宣告缓刑的同时是否有必要规定禁止令，规定哪些禁止令内容，法官有自由裁量权，如果法官认为没有必要则可以在宣告缓刑的同时不附加禁止令。
　　4．增加规定对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适用缓刑。《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第七十四条修改为：“对于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适用缓刑。”这一规定这体现了对累犯和犯罪集团首要分子从严惩处的精神。本条规定与刑法七十二条关于缓刑适用条件的规定相衔接，明确了适用和不适用缓刑的两种情况，完善了我国刑法有关缓刑条件的法律制度。考虑到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在犯罪集团中起组织、领导作用，这类犯罪集团经常多次犯罪，有些犯罪行为性质恶劣，对社会危害严重，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主观恶性极大，需要依法予以严惩，如果构成犯罪，即便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也不能适用缓刑，应当予以实际执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刑法修正案（八）》对特殊累犯的范围作了扩大，将“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扩大到“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不适用缓刑的范围实际上也扩大了。
　　（三）完善管制刑及缓刑、假释的执行方式，为社区矫正提供法律依据
　　管制、缓刑、假释是对罪犯采取非监禁的刑罚执行方式。从立法调研中，各地普遍反映，公安机关作为管制、缓刑、假释的执行主体，由于其本身承担着繁重的维稳和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责，又普遍存在警力不足问题，对其所承担的执行职责无暇顾及，再加上我国经济社会情况变化带来的基层管理能力弱化，管制、缓刑、假释在实际执行中面临诸多问题需要解决：一是管制刑在实际执行中难以落到实处，往往流于形式，有些地方群众称“管制”为不管不制，效果很差，导致司法机关很少适用管制刑，使得我国刑法中这一唯一的非监禁刑种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二是对缓刑、假释罪犯的监督考察不利。有些地方缓刑、假释罪犯外出打工、经商无人过问，脱管、漏管现象严重，普遍存在“无人监督”、“无人考察”等现象，甚至于许多人误认为被告人被判处管制、缓刑或决定假释就“没事了”，使缓刑、假释制度没有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2003年以来，有关部门在一些地方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2009年起在全国全面试行社区矫正。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将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对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罪犯，进行有针对性的思想教育、心理和行为矫正，促进罪犯形成健康的社会人格，使罪犯最终能够以普通社会成员的身份顺利回归社会，从而减少监禁改造可能带来的以消极服从、自信心与进取心丧失以及狱内交叉感染等负面作用的产生，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降低刑罚执行成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完善我国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很好效果。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31个省（区、市）有258个地（市）、1998个县（市、区）已全面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乡镇（街道）覆盖面达57％，北京等11个省（区、市）已经实现辖区全覆盖。全国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57.7万人，累计解除矫正30.7万人。据统计，在矫正期间再犯罪率仅为0.21％，远远低于在监狱服刑罪犯8％左右的再犯罪率。
　　在立法调研中，各地普遍希望能将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罚的执行方式，在刑法中予以体现，以进一步推进社区矫正立法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有关方面的意见，《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三十八条、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八十五条和第八十六条关于管制、缓刑、假释的相关规定作了修改和补充，主要增加了以下内容：
　　1．明确了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罚执行方法的法律地位。在草案审议过程中，常委委员们对要否在《刑法修正案（八）》中规定社区矫正也提出过不同意见。有的认为，目前在全国各地开展的社区矫正工作还处于试点阶段，全国各地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城市与乡村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很多地方社区矫正机构还没有建立，有的虽然建立了也难以承担起罪犯改造任务，在尚不具备社区矫正条件的地方，可能出现对有的罪犯社区矫正落实不了，难免会出现罪犯失管、脱管等问题。建议先不作规定，等条件成熟时再规定。考虑到社区矫正作为对部分罪犯刑罚执行方式的重要改革，通过在部分地方试点到目前已在全国全面推开试行，实践证明是可行的，社会效果也是好的。委员们在审议中提出的问题在工作中确实存在，有关司法机关可通过进一步加强工作配合与衔接，防止交付社区矫正的罪犯脱管、漏管等情况的发生。在刑法中明确社区矫正的法律地位，有助于推动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和社区矫正立法的尽快出台。因此，仍然在法律中对社区矫正作了规定。
　　《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原来规定的管制、缓刑、假释的罪犯“由公安机关执行”修改为“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对目前在全国推开的社区矫正工作从法律上予以肯定。在目前还没有专门社区矫正立法的情况下，《刑法修正案（八）》仍然在相关条文中规定对管制、缓刑、假释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主要是考虑到，有关方面正在抓紧起草社区矫正法，刑法应当为社区矫正提供法律依据，并与将要出台的社区矫正法相衔接。关于社区矫正的具体做法，可以在总结试行经验的基础上，在将来出台的社区矫正法中作出具体规定。
　　在草案起草和修改过程中，不少意见提出，草案应当明确“司法行政机关是社区矫正工作的主管机关”。考虑到“主管”在法律中有掌管某种专门事务的意思，而社区矫正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改变了我国传统的以监禁为主导的行刑模式，带来改造罪犯理念和方式的巨大变化，它将以往主要由公安机关承担的模式，转变为各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社区基层组织和志愿者参加，各司其职，分工配合，共同做好罪犯转化工作的崭新矫正模式。中外司法实践证明，没有哪一个机关可以单独完成这项工作。司法行政机关在社区矫正中起着牵头组织、协调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并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指导管理的作用。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原来规定的管制、缓刑、假释“由公安机关执行”修改为“依法实行社区矫正”，但并不意味着社区矫正的执行机关简单地从公安机关移交给司法行政机关，更不是说公安机关将来不再承担对被管制、缓刑、假释的罪犯的监督管理职责了。无论在目前试行的社区矫正工作中，还是将来社区矫正法出台以后，公安机关作为主要的社会治安管理部门，都始终会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承担相应的职责，发挥重要作用。不仅公安机关，人民法院、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也都担当着重要角色。因此，《刑法修正案（八）》没有规定“司法行政机关是社区矫正工作的主管机关”。
　　立法过程中，有些意见提出应当明确规定社区矫正的五种对象是被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及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立法机关考虑到刑法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与管制、缓刑、假释的规定有明显不同，它只要求罪犯不能行使某些权利，而并没有对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附加其他法定义务。一般来讲，对被剥夺的政治权利行使的限制在其他的法律、法规、规章中大多已作明确规定，如剥夺政治权利中的“担任国家机关职务”和“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问题，公务员法、律师法、教师法、执业医师法等法律以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甚至公司、企业的章程中都有明确规定。刑法第一百条也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而且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行使，一般负责选举的机构在报名时就可以审查清楚，暂予监外执行又属于刑事诉讼法的内容，因此，《刑法修正案（八）》没有将被“剥夺政治权利”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列为社区矫正的对象中。
　　2．增加了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对罪犯判处管制、缓刑时附加禁止令的规定。《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三十八条、第七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在对罪犯判处管制、缓刑的同时作出禁止其在执行期间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等内容的禁止令，使刑罚在执行中更能体现个别化，更有针对性。何为“特定”，法律未作具体规定。实践中情况比较复杂，难以在法律中作出详尽规定，需要人民法院根据每一起案件罪犯犯罪的性质、情节、犯罪原因等具体情况，从维护社会秩序、保护被害人免遭再次侵害、预防行为人再次犯罪的需要出发，在判决时作出具体的禁止性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禁止令，可以只涉及一个方面的事项，如只禁止行为人从事特定活动，也可以同时涉及三个方面的事项，即同时禁止其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法律规定“可以”根据案件情况作出禁止令，是说并非所有案件都要作出禁止令。是否作出禁止令，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作出裁量。
　　3．进一步明确了罪犯在管制、缓刑、假释期间违反国务院有关部门的相关规定或法院禁止令的法律责任。由于缓刑、假释的执行方式由公安机关执行变为社区矫正，《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原条文规定的在缓刑、假释期间应当遵守“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假释的监督管理规定修改为“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缓刑、假释的监督管理规定。刑法原条文已对违反缓刑、假释监督管理的要求规定了法律后果，但对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违反法院禁止令的法律责任没作规定，《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三十八条第四款中增加了这方面规定，即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条的规定，被依法执行管制、剥夺政治权利或者在缓刑、保外就医等监外执行中的罪犯或者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人，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四、完善从重、从轻和减轻处罚的法律规定
　　（一）将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法律化
　　近些年来，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常委委员、司法机关和法律专家多次提出，坦白从宽是党和国家对犯罪分子一贯的刑事政策，被长期执行，但在法律上一直没有体现，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应当将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上升为法律。司法机关反映，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坦白在实践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在侦查过程中，“坦白从宽”容易成为一种诱供的手段，形成司法不公。“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在司法实践中只是作为一种酌定情节适用，而且在侦查阶段的坦白、认罪，有时在审判阶段不被认可，甚至在个别的案件中存在因被告人的坦白使得司法机关认定了本来不掌握的罪行，而被判处较重的刑罚的情况，被戏称为“坦白从宽，牢底坐穿”。二是在审判阶段，被告人认罪作为一种酌定的量刑情节，完全依靠法官的经验，造成量刑的不统一。特别是在一些职务犯罪案件中，坦白所起的作用不一定小于自首等法定量刑情节，而这一点往往为办案人员所忽视，在量刑上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
　　有些司法机关和法律专家建议，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坦白认罪规定为法定从轻量刑情节。主要理由是：其一，到案后能够自愿认罪，表现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法律的归服，以及其改恶向善的意愿，相对于负隅顽抗，甚至故意编造谎言误导侦查、审判工作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自愿认罪者更易于改造，适用较轻的刑罚即可达到刑罚目的。同时，自愿认罪行为协助了司法机关及时破案和审结案件，节省了司法资源，减轻了公诉方的证明责任，同时保证了诉讼效率，为此应对认罪者予以法律上的褒奖，并对其他违法犯罪者进行感召。其二，从认罪与自首之间的关系来看，自首与坦白同样以向司法机关交待犯罪事实为其基本内容，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交待犯罪事实的主动性上，自首者具有更为积极的态度和作用，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坦白者的从宽处理。正是由于坦白者在主动性上存在的欠缺，因此对坦白者的从宽处理也应与自首从宽有所区别。即对主动交待犯罪事实的坦白者给予在法定刑范围以内的从轻处理，但不能减轻处罚。
　　《刑法修正案（八）》第一审草案稿对“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犯罪嫌疑人只规定“可以从轻处罚”。在面向全国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有的司法机关建议对坦白认罪的增加“减轻处罚”的规定，理由是：刑法明确规定对坦白予以从宽处罚，能够促使犯罪嫌疑人主动如实供述罪行，既有助于尽快破案、定案，节约司法资源，也有助于减少逼供、诱供等违法办案行为。但对坦白只从轻处罚，可能不足以促使犯罪嫌疑人主动交待罪行，尚不能满足实践需要。一是有些案件可能需要加大兑现奖励政策的力度，如有些物证比较薄弱，无口供就很难定案的案件。二是有些案件对坦白的犯罪嫌疑人可能需要进一步区别处理，如在集团犯罪案件中，对愿意与司法机关合作而首先坦白的从宽的力度可以再大些，更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分子，迅速突破全案。
　　《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六十七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这个规定，是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第一次在法律上的体现，具有重要意义。之所规定对坦白的“可以从轻处罚”，特殊条件下“可以减轻处罚”，主要是考虑到，如果坦白一律可以从轻，那就与自首无区别了。对于可以减轻处罚，只限于重大案件，并且只有在因坦白避免特别重大危害后果的发生的，才可以适用。所谓“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主要是指有一些特殊的刑事犯罪，如放置定时炸弹实施爆炸犯罪过程中，犯罪分子已经实施犯罪，但犯罪后果还没有发生，就被捉拿归案，由于其坦白交待犯罪行为，使司法机关对即将发生的特别严重的爆炸后果能够及时采取措施处置，因而避免了后果发生等情形。在这种特殊情形下，虽然谈不上罪犯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但罪犯的如实坦白毕竟避免了特别重大危害后果的发生，对其处理比普通的坦白再从宽一些也在情理之中，因而法律规定对具有此种情形的罪犯，可以减轻处罚。当然是否减轻只是一个酌定选择，并非强制性要求。
　　草案在研究修改过程中，曾有意见建议将如实坦白“减轻处罚”的条件限定为“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重大损失的”。但是有意见认为这个表述含义不清，有些巨额贪官可能会将自己积极退赃认为是“避免特别重大损失”以逃避严惩，不利于惩治腐败，建议修改成“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避免在法律适用中引起歧义。还有的认为，如实坦白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适用对象不应仅限于犯罪嫌疑人，应扩大到“被告人”。考虑到根据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到审判阶段才被称为“被告人”，如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都不如实坦白自己的罪行，进入审判阶段在法庭上才如实坦白，实际意义已经不大，因此没有采纳这个意见。
　　（二）完善减轻处罚的法律规定
　　1．删除“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有司法机关反映，刑法的本条规定在司法实践执行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我国刑法有相当一些重罪的最高一档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司法实践中，有一些罪行极其严重的罪犯，但是由于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法律规定“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本应判处死刑的罪犯只能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使得判决偏离了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也导致出现同一案件中不同犯罪分子刑罚悬殊的现象。建议对在一档刑里规定可以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应当如何减轻处罚作出明确规定。
　　一些司法机关和一些法律专家认为，对于罪该判处重刑的罪犯，如果一档刑中规定“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横跨几个刑种，并且每一个刑种之间本身又差别巨大，正确合理的减轻处罚应当是先确定如果没有减轻处罚情节罪犯可能被判处的刑罚，再在此基础上确定减轻处罚后应当适用的刑罚。比如罪犯如果没有减轻处罚情节，本应判处死刑，减轻处罚后应当判处其无期徒刑；如果罪犯本应判处无期徒刑，判处其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也已经是减轻处罚了。
　　征求意见过程中，司法机关、法律专家普遍赞成对本应判处重刑尤其是死刑的罪犯依上述原则确定减轻处罚后的刑罚。但有的法律专家认为，上述减轻处罚后确定的幅度如果从法律规定上来看，既可以说是减轻处罚，也可以说是从轻处罚的结果，因为原来那一档刑中就有“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三种刑罚可供选择。司法实践中之所以出现犯罪分子减轻处罚后造成量刑过轻的问题，原因在于刑法原第六十八条第二款“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过于刚性，法院没有回旋余地，建议删除刑法第六十八条的此款规定，就不会再出现对本应判处死刑的罪犯，减轻处罚后量刑过轻的问题。
　　立法机关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慎重研究，采纳了这个意见。《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刑法第六十八条原第二款“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今后对于犯罪后自首、立功的罪犯，只保留了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对有自首、立功的罪犯，判处刑罚时，可以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酌情决定是否减轻或者免除刑罚。对于罪该判处死刑的罪犯，尽管有自首和重大立功表现，也可以不减轻处罚。
　　在《刑法修正案（八）》起草和审议过程中，也有意见建议保留刑法原第六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并作适当修改，以利于鼓励立功，分化、瓦解犯罪分子，从而节省司法资源。立法机关研究认为，刑法第六十七条和第六十八条第一款已经对自首和立功的从轻处罚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分子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以上两条的规定，足以满足处理不同情形案件的需要，发挥鼓励自首、立功和分化犯罪分子、打击犯罪的作用，因此删除第六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不会影响对自首、立功犯罪分子的从轻处理。如果考虑到《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原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已经作出修改，明确规定犯罪分子具有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之后，删除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就显得更加必要了。
　　2．明确减轻处罚的量刑幅度。有些司法机关反映，对于犯罪分子具有刑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如何准确量刑，在实际执行中存在认识不一致、适用不统一、随意性较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犯罪分子具有刑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如果决定予以减轻处罚，是在法定刑的下一个量刑档次量刑，还是可以跨越一个或几个量刑档次量刑直至免除刑罚，各地法院掌握的标准不统一，导致类似的案件在量刑上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
　　为了统一减轻处罚的量刑标准，准确量刑，《刑法修正案（八）》将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本法规定有数个量刑幅度的，应当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
　　对于已经确定予以减轻处罚，刑法规定有数个量刑幅度的，应当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即刑法规定此罪有两个以上量刑幅度的，减轻处罚只能在法定量刑幅度紧接着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而不能跨越一个量刑幅度判处刑罚。如果法定量刑幅度已经是最轻的或者刑法只规定了一个量刑幅度的，则减轻处罚也只能在此幅度内判处较轻或最轻的刑罚。
　　【注释】
　　[1]全文约8万字，本刊分期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
（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5年8月2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5年8月29日

　　一、在刑法第三十七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七条之一：“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三年至五年。
　　“被禁止从事相关职业的人违反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作出的决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情节严重的，依照本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其从事相关职业另有禁止或者限制性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将刑法第五十条第一款修改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死刑；对于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重新计算，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三、将刑法第五十三条修改为：“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四、在刑法第六十九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原第二款作为第三款。
　　五、将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修改为：“组织、领导恐怖活动组织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可以并处罚金。
　　“犯前款罪并实施杀人、爆炸、绑架等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六、将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之一修改为：“资助恐怖活动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的，或者资助恐怖活动培训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为恐怖活动组织、实施恐怖活动或者恐怖活动培训招募、运送人员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七、在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之一后增加五条，作为第一百二十条之二、第一百二十条之三、第一百二十条之四、第一百二十条之五、第一百二十条之六：
　　“第一百二十条之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为实施恐怖活动准备凶器、危险物品或者其他工具的；
　　“（二）组织恐怖活动培训或者积极参加恐怖活动培训的；
　　“（三）为实施恐怖活动与境外恐怖活动组织或者人员联络的；
　　“（四）为实施恐怖活动进行策划或者其他准备的。　　“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一百二十条之三以制作、散发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图书、音频视频资料或者其他物品，或者通过讲授、发布信息等方式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或者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一百二十条之四利用极端主义煽动、胁迫群众破坏国家法律确立的婚姻、司法、教育、社会管理等制度实施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一百二十条之五以暴力、胁迫等方式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第一百二十条之六　明知是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图书、音频视频资料或者其他物品而非法持有，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八、将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修改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一）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
　　“（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三）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
　　“（四）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前款第三项、第四项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九、将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走私武器、弹药、核材料或者伪造的货币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十、将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十一、将刑法第一百七十条修改为：“伪造货币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伪造货币集团的首要分子；
　　“（二）伪造货币数额特别巨大的；
　　“（三）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十二、删去刑法第一百九十九条。
　　十三、将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修改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十四、将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犯前款罪，杀害被绑架人的，或者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死亡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十五、将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六款修改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十六、在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被害人向人民法院告诉，但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
　　十七、将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修改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三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十八、将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三款修改为：“第一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
　　十九、在刑法第二百六十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六十条之一：“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第一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二十、将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抢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二十一、在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五款：“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二十二、将刑法第二百八十条修改为：“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
　　“伪造、变造、买卖居民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十三、在刑法第二百八十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八十条之一：“在依照国家规定应当提供身份证明的活动中，使用伪造、变造的或者盗用他人的居民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情节严重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二十四、将刑法第二百八十三条修改为：“非法生产、销售专用间谍器材或者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二十五、在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试题、答案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二十六、在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单位犯前三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二十七、在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单位犯前三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二十八、在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一：“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一）致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的；
　　“（二）致使用户信息泄露，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致使刑事案件证据灭失，情节严重的；
　　“（四）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二十九、在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后增加二条，作为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
　　“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下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一）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的；
　　（二）发布有关制作或者销售毒品、枪支、淫秽物品等违禁物品、管制物品或者其他违法犯罪信息的；
　　“（三）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的。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三十、将刑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为：“违反国家规定，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干扰无线电通讯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十一、将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修改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增加二款作为第三款、第四款：“多次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经行政处罚后仍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多次组织、资助他人非法聚集，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三十二、在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十三、将刑法第三百条修改为：“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犯第一款罪又有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三十四、将刑法第三百零二条修改为：“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三十五、在刑法第三百零七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零七条之一：“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第一款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又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共同实施前三款行为的，从重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三十六、在刑法第三百零八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零八条之一：“司法工作人员、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泄露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中不应当公开的信息，造成信息公开传播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泄露国家秘密的，依照本法第三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公开披露、报道第一款规定的案件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三十七、将刑法第三百零九条修改为：“有下列扰乱法庭秩序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一）聚众哄闹、冲击法庭的；
　　“（二）殴打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的；
　　“（三）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
　　“（四）有毁坏法庭设施，抢夺、损毁诉讼文书、证据等扰乱法庭秩序行为，情节严重的。”
　　三十八、将刑法第三百一十一条修改为：“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或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行为，在司法机关向其调查有关情况、收集有关证据时，拒绝提供，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三十九、将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修改为：“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四十、将刑法第三百二十二条修改为：“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偷越国（边）境，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为参加恐怖活动组织、接受恐怖活动培训或者实施恐怖活动，偷越国（边）境的，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四十一、将刑法第三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二款修改为：“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生产、买卖、运输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或者其他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配剂，或者携带上述物品进出境，情节较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明知他人制造毒品而为其生产、买卖、运输前款规定的物品的，以制造毒品罪的共犯论处。”
　　四十二、将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修改为：“组织、强迫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犯前两款罪，并有杀害、伤害、强奸、绑架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四十三、删去刑法第三百六十条第二款。
　　四十四、将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修改为：“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四十五、将刑法第三百九十条修改为：“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四十六、在刑法第三百九十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九十条之一：“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或者向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行贿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四十七、将刑法第三百九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以财物的，或者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四十八、将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四十九、将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修改为：“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五十、将刑法第四百二十六条修改为：“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指挥人员或者值班、值勤人员执行职务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战时从重处罚。”
　　五十一、将刑法第四百三十三条修改为：“战时造谣惑众，动摇军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五十二、本修正案自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

刑法修正案（九）修正前后对比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
（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17年11月4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7年11月4日

　　为了惩治侮辱国歌的犯罪行为，切实维护国歌奏唱、使用的严肃性和国家尊严，在刑法第二百九十九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将该条修改为： （侮辱国旗、国徽、国歌罪）
　　“在公共场合，故意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本修正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刑法修正案（十）修正前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