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中自首、立功的认定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精神】
　　一、关于自首的认定和处理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成立自首需同时具备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两个要件。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分子未被办案机关掌握，或者虽被掌握，但犯罪分子尚未受到调查谈话、讯问，或者未被宣布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时，向办案机关投案的，是自动投案。在此期间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的，应当认定为自首。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2009年3月12日，法发〔2009〕13号）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业务意见】
　　（三）关于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运用。自首、立功是法定的从宽情节。实践中要注意依照《意见》第17条、第18条等规定，结合“两高”《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做好职务犯罪案件审判工作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法律规定的有机结合，具体如下：（1）要严格掌握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法定标准和认定程序，确保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认定的严肃性和规范性的。（2）对于具有自首情节的犯罪分子，应当根据犯罪事实并结合自动投案的动机、阶段、客观环境，交代犯罪事实的完整性、稳定性以及悔罪表现等具体情节，依法决定是否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以及从轻、减轻处罚的幅度。（3）对于具有立功情节的犯罪分子，应当根据犯罪事实并结合立功表现所起作用的大小、所破获案件的罪行轻重、所抓获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的法定刑以及立功的时机等具体情节，依法决定是否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以及从轻、减轻处罚的幅度。（4）对于犯罪分子依法不成立自首，但主动交代犯罪事实的，应当视其主动交代的犯罪事实情况及对证据收集的作用大小、酌情从轻处罚。（5）赃款赃物追回的，应当注意区分贪污、受贿等不同性质的犯罪以及犯罪分子在追赃中的具体表现，决定是否从轻处罚以及从轻处罚的幅度。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宽严相济在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案件审判中的具体贯彻，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4月7日

　　【《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
　　【第709号】吴江、李晓光挪用公款案——职务犯罪中自首及协助抓捕型重大立功的认定；
　　【第755号】刘某、姚某挪用公款案——如何认定职务犯罪案件中的自首及把握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范围

【第709号】吴江、李晓光挪用公款案——职务犯罪中自首及协助抓捕型重大立功的认定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吴江，男，1963年10月24日出生，原任中国农业银行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支行双峰道分理处主任兼国际部经理，2009年2月6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2009年3月16日被逮捕。
　　被告人李晓光，女，1972年12月21日出生，原任中国农业银行华苑软件大厦支行行长。2009年2月6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3月16日被逮捕，2009年5月11日被取保候审，12月25日再次被逮捕，2010年2月24日被取保候审。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被告人吴江、李晓光犯贪污罪，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吴江、李晓光均对指控的罪名提出异议，并请求法庭对其从轻处罚。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吴江自1996年3月至2003年7月间，曾任中国农业银行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支行（以下简称园区支行）外汇代理部主任、国际业务部经理等职务，任职期间均主管国际业务工作，被告人李晓光自2004年1月任园区支行国际业务部经理。1996年12月至2004年年初，吴江单独或伙同李晓光，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970余万元归个人使用，部分借贷他人用于经营活动，具体事实分述如下：
　　1.1996年12月31日，吴江利用职务便利，将本单位公款16.6152万元划入张庆桥经营的天津三友轻工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友公司）的银行账户，以个人名义借给张庆桥使用，张庆桥未予归还。
　　2.1998年4月30日，吴江利用职务便利，将本单位公款330.628万元划入其父为负责人、由其本人实际控制的天津市龙城商贸中心的银行账户。后吴江将挪用公款中的165万元划入张庆桥经营的三友公司、天津市兴友食品加工厂的银行账户，以个人名义借给张庆桥经营使用，张庆桥未予归还；将挪用公款中的50万元偿还其个人向天津东禾电脑公司的借款；将挪用公款中的110万元划入张友瞵经营的天津市开发区桦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桦栋公司）账户，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该公司经营使用。后桦栋公司将110万元归还给吴江，吴江未将该款归还单位。
　　3.1998年年底，吴江介绍北京海王商贸公司天津汽车销售分公司（以下简称海王公司）借给天津皓月商贸公司（以下简称皓月公司）500万元，皓月公司在约定的还款日期未能归还借款，海王公司找吴江追要。1999年3月30日，吴江挪用单位公款500万元帮皓月公司偿还了海王公司的借款。其后，吴江向皓月公司追偿，皓月公司将一批海产品交给吴江，吴江将海产品变卖得款120余万元，所得款项仍用于个人使用。
　　4.2003年7月，吴江因故被免职。2003年12月，吴江向张友瞵经营的桦栋公司和天津市日立广日电梯销售服务公司借款125万元，用于个人使用。为归还张友瞵的借款，2004年年初，吴江与接替其职务的李晓光共同预谋后，由李晓光将单位公款123.969万元划人张友瞵提供的天津市路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银行账户，用于偿还吴江向张友瞵的借款。
　　2007年6月，因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市分行与下属支行间建立电子对账系统，吴江、李晓光为掩饰挪用公款970余万元的事实，制作了金额为120万美元的虚假信用证材料，在银行账目上做了虚假信用证贴现贷款记录。
　　另查明，2009年2月，园区支行在业务检查中发现该笔金额为120万美元的外汇贴现业务手续资料不齐，经询问当时的业务负责人李晓光，李晓光承认是自己制作的虚假信用证贴现记录，用于掩盖原国际业务部经理吴江挪用公款的事实。园区支行报案后，李晓光通过电话指引侦查机关将吴江抓获归案。李晓光到案后，进一步交代了其参与挪用部分公款的犯罪事实。此外，李晓光被羁押期间，在亲属的协助下向司法机关退缴了自己参与挪用的123.969万元公款。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吴江、李晓光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单独或结伙，以虚假结汇的手段挪用公款，用于个人使用，超过三个月未予归还。公诉机关指控吴江、李晓光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予以确认。依照法律规定，吴江、李晓光的行为均已构成挪用公款罪；吴江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且不退还，依法应予以处罚；李晓光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亦应依法予以惩处。吴江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予以处罚。李晓光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且主动向单位领导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符合自首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自首；其归案后能协助侦查机关抓获被告人吴江，具有重大立功表现，并主动退回全部赃款。综合上述情节，应当依法对被告人李晓光减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第五条、第七条之规定，于2010年6月25日作出一审判决：以挪用公款罪判处被告人吴江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挪用公款罪判处被告人李晓光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被告人李晓光退缴的公款123.969万元人民币，依法发还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市新技术产业园区支行；继续追缴被告人吴江挪用公款余额部分。
　　一审宣判后，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一审判决对吴江、李晓光定罪不准及不应认定李晓光自首、重大立功等为由提出抗诉，吴江以一审判决对其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认为，原审法院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于2010年12月3日作出终审裁定：驳同上诉、抗诉，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李晓光是否具有自首和立功情节是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一。控诉方认为李晓光不具有自首和立功情节，而辩护方则认为李晓光的行为构成自首和立功，最终审判机关认定李晓光的行为构成自首和重大立功。
　　职务犯罪案件的自首与立功情节的认定，具有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案件的特点。因此，如何认定职务犯罪案件中的自首及重大立功情节涉及以下三个问题：
　　1.在职务犯罪案件中，被告人何时投案可以认定为自动投案
　　2.在职务犯罪案件中，如何具体认定“协助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重大立功3.对职务犯罪案件中具有自首和重大立功情节的被告人如何进行量刑三、裁判理由
　　自首和立功是刑事司法实践中常用的两种量刑情节，刑法典用两个条文对自首和立功作了原则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增强了自首和立功量刑情节的可操作性。针对近年来职务犯罪案件出现的特点，最高人民法院还颁发了《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职务意见》），以实现自首与立功情节适用的实质公正。
　　（一）职务犯罪案件中，被告人须在纪律监察部门对其采取明确的调查措施前投案方能构成自动投案，在此前提下符合自首其他构成要件的，依法应认定为自首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构成自首的实质要件，职务犯罪中的自首认定同样应具备这两个实质要件。但是，由于职务犯罪的侦查具有不同于普通犯罪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一般具有纪律监察部门的前置性调查程序，因此，必须对这种前置性的调查程序予以实事求是的认定，以准确界定职务犯罪案件中自首的成立标准。
　　由于纪律监察部门的办案活动所采取的调查谈活、调查措施与司法机关的侦查措施在内容、目的、效果方面具有相似性，立足于自首主要反映被告人认罪悔罪及有利于司法机关侦破案件的制度特征和价值取向，最高人民法院在《职务意见》中规定：“没有自动投案，在办案机关调查谈话、讯问、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期间，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所针对的事实的，不能认定为自首。”同时，《职务意见》对职务犯罪中的自动投案也予以了明确规定：“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分子未被办案机关掌握，或者虽被掌握，但犯罪分子尚未受到调查谈话、讯问，或者未被宣布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时，向办案机关投案的，是自动投案。”这里的办案机关包括纪检机关及刑事侦查机关等法定职能部门，如果犯罪分子在其犯罪事实未被司法机关掌握之前，向所在单位等办案机关以外的单位、组织或者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由此可见，审判机关对职务犯罪中构成自首的认定采取了严格标准。
　　本案中，报案材料、立案决定书、案件来源、抓获经过等相关书证显示，农业银行同区支行在业务检查中发现一笔外汇贴现业务手续资料不齐，被告人李晓光在法定职能部门尚未介入的情况下承认自己挪用公款的行为，此时其并没有被采取调查措施以及强制措施，反映出李晓光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表明其自愿将自身置于国家控制之下，接受法律制裁，符合自动投案的要件特征。而李晓光的供述则表明，其自动投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制作虚假的外汇贴现业务资料用于掩盖吴江挪用120万美元公款的犯罪事实，并对自己的主体身份情况也作了如实供述。李晓光到案后，又进一步交代了其参与挪用部分公款的犯罪事实，符合《解释》中规定的共同犯罪中主犯应当如实供述的犯罪事实范围。因此，被告人李晓光具备自首情节，法院认定其构成自首是正确的。
　　（二）对职务犯罪案件被告人“协助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重大立功情节，法院需要根据司法解释规定的“协助抓捕”的本质特征，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认定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对被告人李晓光是否构成重大立功产生了重大分歧。控诉方认为，在侦查机关立案侦查后，李晓光的行为性质属于如实供述共同犯罪事实；而辩护方则认为，李晓光的行为构成重大立功表现。因此，如何确定立功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界限成为准确认定该量刑情节的关键。
　　立功制度是我国刑事法律中独具特色的法律制度，其设立宗旨在于分化、瓦解犯罪分子，通过犯罪分子的立功行为侦破案件、惩罚犯罪，本质上属于一种功利性的刑罚制度。在共同犯罪中，司法机关已经掌握了共同犯罪的事实，同时，《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要求犯罪嫌疑人履行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的义务。在共同犯罪案件的侦查中，同案犯的基本情况，包括同案犯的姓名、住址、体貌特征、联络方式等是侦查人员的讯问内容之一，属于犯罪嫌疑人应如实回答的内容。犯罪嫌疑人提供同案犯的基本情况，仅仅是履行了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而不是协助抓捕同案犯。因此，《意见》第五条规定，单纯向司法机关提供上述情况的，不能认定为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犯，犯罪分子不构成立功。但是，如果犯罪分子根据司法机关的安排，采取各种有效方式将其他同案犯所处位置予以明确，从而使侦查机关抓获其同案犯的，该行为则超出了被告人应当供述的内容，应当认定为协助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立功表现。在《意见》中，协助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分为四种具体情形，即（1）按照司法机关的安排，以打电话、发信息等方式将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约至指定地点；（2）按照司法机关的安排，当场指认、辨认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3）带领侦查人员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4）提供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联络方式、藏匿地址。但是，基于犯罪行为的复杂性、多样性，法律规范不可能穷尽所有协助抓捕同案犯的行为类型，需要审判人员在审判实践中予以个案认定。本案中，被告人李晓光不但如实供述了同案犯的基本情况，而且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接受讯问的同时，通过电话指引侦查人员到吴江住处将其抓获，与其本人带领侦查人员抓获吴江的行为性质和效果无异。因此，尽管李晓光本人未亲身到场，但其行为与第三种情形即“带领侦查人员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具有实质上的等同性，符合立功制度的价值取向和刑法设立该制度的立法本意。因此，法院认定李晓光的行为构成立功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对重大立功的认定，《解释》提出了明确的标准。根据规定，犯罪分子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应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而“重大犯罪嫌疑人”的标准，一般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或者案件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等情形。本案中，李晓光的上述立功表现使侦查机关抓获了同案犯吴江，而吴江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予以处罚。现有证据证明，吴江挪用公款达970余万元，数额巨大且不退还，其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属于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而吴江最终亦被判处无期徒刑，属于上述司法解释中的“重大犯罪嫌疑人”。因此，李晓光的行为应被认定为重大立功表现。
　　（三）对职务犯罪案件中具有自首和重大立功情节的被告人，法院应当在全面考察其各项量刑情节和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基础上，依法决定适当的宣告刑基于自首且重大立功情节反映出被告人主观恶性较小、人身危险性显著降低的考虑，刑法典将自首且重大立功设置为必减型量刑情节，即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审判机关在量刑时必须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没有自由裁量的余地。新近公布的《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该必减型情节，但由于刑法典对自首情节和重大立功情节已分别作出规定，取消该量刑情节并不意味着今后对具备自首和重大立功情节的被告人不再从宽处罚，而是法律赋予审判机关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以实现具体刑事案件中的罪刑均衡。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具有自首且重大立功的被告人大多进行减轻处罚的处理方式，但法院在减轻处罚时对减轻幅度多采取较为严格的限制，一般均以减轻一个刑罚等级为基本限度。而针对职务犯罪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八条明确要求，要严格掌握职务犯罪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认定标准和减轻处罚的幅度，严格控制依法减轻处罚后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适用缓刑的范围，切实规范职务犯罪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
　　本案中，李晓光挪用公款数额巨大，应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法定量刑幅度内裁量宣告刑。由于具有自首且重大立功的情节，法院决定对其减轻处罚，通过减轻一个刑罚等级而将处断刑确定为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综合考虑李晓光所具有的各项量刑情节，最终将宣告刑确定为三年有期徒刑，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对其量刑适当，裁定予以维持。
　　在本案裁判发生法律效力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全面推行量刑规范化改革，我们参照量刑规范化文件规定的幅度对李晓光的量刑予以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具有重大立功情节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50%；具有退赃、退赔情节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由于刑法典将挪用公款数额巨大的法定量刑幅度确定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将五年有期徒刑作为李晓光的量刑起点。李晓光参与挪用公款123万余元，大大超过15万至20万元的“数额巨大”的起点，应在该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大幅增加刑罚量，将十五年有期徒刑确定为基准刑。李晓光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减少基准刑的40%；具有重大立功情节，依法减少基准刑的50%；且在亲友的协助下主动退缴参与挪用的全部赃款，依法减少基准刑的30%，得到对基准刑的调节结果为3.15年。因此，合议庭可以在该基准刑调节结果的10%的范围内即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至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之间合理确定宣告刑。综合全案考虑，一审判决对李晓光的量刑是适当的。
　　虽然职务犯罪的缓刑适用标准要比其他犯罪更为严格，但并不是说对职务犯罪被告人一律不适用缓刑，而是对缓刑本着严格控制的要求进行适用。本案中，李晓光在审判期间被确认为正在怀孕，法院认为从司法人性化出发，同时也注意充分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因此，在考察李晓光的身体情况并确认对其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后，决定对李晓光适用缓刑。《刑法修正案（八）》明确将怀孕的妇女作为重点适用缓刑的对象之一，本案虽然在《刑法修正案（八）》公布之前判决，但其对李晓光适用缓刑符合最新的立法精神，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

【第755号】刘某、姚某挪用公款案——如何认定职务犯罪案件中的自首及把握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范围

　　一、基本案情
　　朝阳区检察院以刘某、姚某犯挪用公款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10月至2006年3月，刘某在担任北京华康宾馆、北京市康乐工贸公司经理期间，指使被告人姚某三次使用本单位资金共计58万元为刘某个人购买国债，后均在当月归还。姚某在办案机关根据线索找其调查谈话期间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次日，刘某主动向办案机关投案并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
　　法院认为，刘某、姚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数额巨大的公款进行营利活动，其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且情节严重，应依法惩处。在共同犯罪中，刘某指使姚某挪用公款为其购买国债，系主犯；姚某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刘某主动向办案机关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姚某在办案机关找其调查谈话期间坦白了犯罪事实，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综合考虑二被告人在案发前主动归还公款，挪用公款的时间较短，且能够认罪、悔罪，不致再危害社会，依法对二被告人分别减轻处罚，宣告缓刑。关于刘某具有自首情节，建议对其宣告缓刑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关于姚某的辩护人所提姚某具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经查，姚某系在办案机关根据掌握的线索找其调查谈话期间交代了犯罪事实，没有主动投案，不能认定为自首，故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二被告人的辩护人建议对二被告人免予刑事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二被告人挪用公款数额巨大，虽有从宽处罚情节，但不足以免除刑事处罚，故对该项辩护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刘某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姚某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一审宣判后，刘某、姚某未上诉，公诉机关亦未提出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二、主要问题
　　1.在职务犯罪案件中认定自首时，如何把握“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范围？
　　2.在职务犯罪案件中如何认定被告人是否“自动投案”？
　　三、裁判理由
　　本案被告人刘某指使姚某挪用“小金库”公款为刘某购买国债的行为发生于2004年至2006年。直至2009年有人向被告人所在单位的上级集团公司纪委举报该单位私设“小金库”，集团公司纪委在相关单位的协助下，调取了“小金库”涉及的个人银行存折的存取款记录及部分原始单据，发现“小金库”涉及的存折在2005年转账支出23万元用于为李某（刘某之妻）购买国债。集团公司纪委遂于2010年4月16日找到当时的财务主管姚某谈话，并问及李某的身份，姚某交代了三次使用公款为刘某购买国债的事实。次日，刘某主动到集团公司纪委交代其挪用公款购买国债的事实。经集团公司纪委向检察机关举报，检察机关到被告人单位将二人带至检察机关调查后提起公诉。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对于二被告人行为的定性没有争议，但对二被告人是否具有自首情节，则存在不同意见。该问题实质涉及相关规范性指导文件中“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和“自动投案”的理解和适用。
　　（一）职务犯罪案件中“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不限于直接查证犯罪事实的线索，还包括与查证犯罪事实有关联的线索
　　由于职务犯罪案件的侦办程序有一定特殊性，职务犯罪案件中对自首的认定往往存在不少争议。为解决这些问题，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根据《意见》第一条的规定，没有自动投案，在办案机关调查谈话、讯问、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期间，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所针对的事实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办案机关所掌握的线索针对的犯罪事实不成立，在此范围外犯罪分子交代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可见，在办案机关未掌握犯罪事实，但掌握相关线索的情况下，即使犯罪分子交代该线索所针对的犯罪事实，也不能认定为自首。近年来，人民群众对依法从严打击职务犯罪的呼声越来越高。《意见》对职务犯罪自首规定了较普通犯罪更为严格的条件，符合实践中打击职务犯罪的司法需要。
　　既然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是认定职务犯罪自首的重要标准，那么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范围，就成为职务犯罪自首认定最关键的问题之一。“线索”本身是一个中性概念，线索不等于犯罪事实本身，有时甚至不能起到直接查证犯罪事实的作用。在刑事案件中，“线索”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能够直接查证犯罪事实的线索；另一种是不能直接查证犯罪事实，但与查证犯罪事实有关联的线索。如果办案机关掌握了第一类线索，就应视为掌握了一定的犯罪事实，犯罪分子在被据此调查谈话时交代犯罪事实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例如，行贿人揭发受贿人受贿的事实，办案机关据此线索与受贿人谈话，受贿人交代受贿事实的，不能认定为自首。如果办案机关掌握了第二类线索，因该类线索不能直接查证犯罪事实，犯罪分子在被调查谈话期间交代犯罪事实的，是否构成自首存在争议。例如，办案人员发现国家工作人员某甲在单位报销的单据中有虚假发票，根据这一线索并不能得出甲实施了贪污犯罪，因为甲完全有可能是在不明知是假发票或者是出于其他目的的情况下使用了假发票。有观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办案人员对犯罪事实尚不掌握，犯罪线索尚未证明犯罪事实，犯罪分子在被调查谈话时交代犯罪事实的，具有主动性，依法应当认定为自首。我们认为，根据《意见》的精神，这种情形同样不能认定为自首。根据此类线索虽不能直接认定犯罪事实，但此类线索具有指向犯罪事实的作用。办案机关掌握此类线索后，能够研判行为人可能涉嫌的犯罪性质和类型。一般而言，办案机关找行为人调查谈话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行为人由此交代犯罪事实的，应当认定属于此线索针对的事实，不能认定为自首。
　　本案中，被告人姚某所在的集团公司纪委掌握了“小金库”所涉个人存折曾经转账23万元用于购买国债的线索，并未掌握姚某挪用公款的事实。该转账行为在何种背景下发生、具体是为谁购买国债等问题均不清楚，完全有可能是单位集体决定以某个人名义购买国债以增加“小金库”收益。因此，转账23万元用于购买国债的线索并不必然反映犯罪事实，该线索仅属于与犯罪事实具有一定关联性的线索。姚某在被调查谈话期间交代了其受被告人刘某指使挪用公款为刘某个人购买国债的事实，该犯罪事实在办案机关掌握线索的范围内，故不能认定为自首。同时，办案机关只掌握了“小金库”所涉个人存折转账23万元的一条线索，虽然姚某交代了三次挪用公款购买国债的事实，但鉴于其交代的事实与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所针对的事实属于同种罪行，根据《意见》的规定，仍不成立自首。
　　（二）对职务犯罪案件中“自动投案”的认定，要注意此类案件的特殊性
　　本案被告人姚某先交代犯罪事实，被告人刘某后交代犯罪事实，法院认定刘某具有自首情节，却未认定姚某具有自首情节。我们认为，法院之所以作出这一区别认定，是因为刘某具有“自动投案”情节，而姚某没有。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由于办案主体包括纪检监察部门和司法机关，办案过程通常包括接受举报、外围调查、谈话、双规、司法机关介入等诸多环节，故犯罪分子的归案过程常常具有一定特殊性，由此给自首的认定增加了一定的复杂性和难度。司法实践中，对职务犯罪分子是否认定自首首先要看犯罪分子是否具有归案的自动性。
　　如果行为人明知办案机关掌握了其犯罪事实，由于翻然悔悟、迫于压力或者其他原因，自行主动到办案机关投案的，不论其基于何种动机，均属于自动投案，，办案机关在掌握了犯罪事实或线索的情况下，直接找到涉案人员调查谈话，即使其如实交代犯罪事实，因缺乏自动投案这一要件，也不成立自首。
　　由于职务犯罪案件往往是由纪检部门先调查，再由检察机关介入，故也需注意检察机关介入对认定自首的影响。一方面，行为人在纪检部门办案时主动投案，只要没有抗拒或翻供行为，不论如何被移送至检察机关，均不影响自首的成立。具体又包括两种情形：一是行为人自动到纪检部门投案后，纪检部门将其送至检察机关或者通知检察机关到纪检部门接人。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的介入对自首的成立没有影响。但是，如果行为人知道检察机关介入后逃跑或者抗拒移送的，则其投案自动性不能成立；二是行为人自动到纪检部门投案后，纪检部门让其回家等候处理，后检察机关介入，无论是检察机关到其住所将其带走，还是通过打电话通知其到检察机关接受处理，均不影响自首的成立，但有逃跑或者抗拒行为的除外。另一方面，行为人在纪检部门办案时没有主动投案，而只是被动归案后如实供述的，在这一阶段不成立自首。但在检察机关介入阶段是否成立自首，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是纪检部门将其送至检察机关或者通知检察机关到纪检部门接人的，因其归案缺乏自动性，不成立自首。如果纪检部门调查、谈话后让其回去等候处理，检察机关介入后直接到其住所将其带走的，也不成立自首。
　　本案中，被告人刘某在未接到办案机关任何调查、谈话通知的情况下，主动到集团公司纪委投案，属于自动投案，且投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符合自首的两个条件。检察机关在介入后到刘某单位将刘某带走归案，刘某没有逃跑或者抗拒，所以应当认定具有自首情节。被告人姚某是在集团公司纪委已掌握一定线索的情况下找其调查谈话时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根据《意见》的相关规定，在公司纪委调查谈话阶段不能成立自首。后纪检部门让其回去等候处理，检察机关介入后直接到其单位将其带至检察机关，因此，在检察机关介入阶段也不具有归案的主动性，故不能认定为自首。值得注意的是，姚某在纪检部门只掌握了一条线索的情况下，如实交代了三项事实，属于《意见》中“办案机关仅掌握小部分犯罪事实，犯罪分子交代了大部分未被掌握的同种犯罪事实”、“如实交代对于定案证据的收集有重要作用”和“一般应当从轻处罚”的情形，故对姚某量刑时应当从轻处罚。同时，法院综合考虑二被告人犯罪的具体情节，且姚某系从犯，故对二被告人均作了依法减轻处罚，并宣告缓刑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