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8号】晏朋荣故意杀人、抢劫案——关键证据存在疑点，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案件，应当宣告无罪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晏朋荣，男，1957年6月5日出生，农民。2010年1月4日因本案被逮捕。
　　某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晏朋荣因分家、建房等问题与其父晏国奉（殁年76岁）产生矛盾，遂蓄意谋害。2006年6月13日晚，晏朋荣潜入晏国奉家中，趁晏国奉、陈国秀夫妇熟睡之机，持锄把击打晏国奉头部数下，还用挖勺、拳头击打晏国奉眼部数下。陈国秀被惊醒欲起身，晏朋荣又持锄把猛击其头部一下，将其打倒在床上，还用锄把击打其左边手臂一下。之后，晏朋荣扼压陈国秀颈部逼迫其说出家中藏钱处，并抢走现金人民币2800元。晏国奉因被钝器打击头部致严重颅脑损伤于案发当晚死亡，陈国秀的损伤程度为轻伤。
　　公诉机关认为，晏朋荣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应予以数罪并罚，并当庭出示了如下证据：
　　1.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及照片证实：现场位于某市奉节县草堂镇双凤村6组，中心现场位于该村晏国奉家；晏国奉夫妇居住的主卧室门关闭，门搭扣上插着一把小弯刀，门前鸡窝上竹筐内有一根长57厘米、直径3厘米，形似锄把的木棍；主卧室内明显有剧烈翻动，物品堆满地面；伤者陈国秀躺在地面杂物中，双脚双手被一条棕绳和钩绳绑着，棕绳的一端系在主卧室南墙窗台下的小桌上；桌面有一个小黑木匣子，匣内有价值的物品已被洗劫，主卧室门前地面有一铁锚子；晏国奉被杀死在床上，满脸血污，手臂有明显多处抵抗伤；床褥和蚊帐上有大量血迹和粪便。
　　案发后两天，在晏朋荣家灶屋隔壁的牛圈内发现一双白底带蓝点的棉线手套，有一根木棒抵在牛圈门背上；在晏朋荣家卧室一床头地面发现了一根与中心现场鸡窝上的竹筐内遗留的作案工具木棒一样粗细的木棒，两根木棒皆有一端有刚被锯过的痕迹，断面痕迹基本吻合，系同一根木棒被整体分离成两段；现场提取了弯刀、木棒、棕绳、钩绳、手套、铁锚子。
　　2.DnA鉴定结论证实：送检的“卧室门右侧木棒上血”为晏国奉、陈国秀的混合血迹。
　　3.尸体鉴定结论证实：被害人晏国奉系被钝器打击头部致严重颅脑损伤死亡。
　　4.伤情鉴定结论证实：陈国秀的损伤程度系轻伤。
　　5.证人付大海的证言：2006年6月14日六点半左右，付大海等几人回家经过晏国奉屋门口时，晏国奉的女人喊付等人帮忙将屋门开一下，晏国奉被强盗杀死了，她被绑在床上，手臂也被打断了。
　　6.证人晏朋魁、晏朋超、谭自琼（被害人晏国奉的儿子、儿媳）的证言：案发后晏朋荣以费用过大为由阻拦报警，并且急于进屋给晏国奉洗身穿衣服。2008年腊月的一天，晏朋魁说到父亲的死很伤心，说只有抓到凶手才能让父亲瞑目，陈国秀告诉他们晏朋荣是凶手，但不准报案。后来给父亲立碑，晏朋荣不仅不出钱，还扬言要搞死晏朋魁和晏朋超，陈国秀很生气，决定指证晏朋荣。多年前，晏朋荣与晏国奉为分家争山、争田产生矛盾。晏朋荣的媳妇徐世琼帮晏国奉买东西瞒了钱，被晏国奉发觉，2004年徐世琼喝药自杀了，晏朋荣认为晏国奉不应该责怪徐世琼。
　　7.证人李朝安的证言：2007年7月，他曾听人说晏国奉是被晏朋荣杀死的。2009年6月间，他问陈国秀晏国奉是怎么死的，陈国秀说是晏朋荣杀的，后来他多次问陈国秀，陈都这样说。2007年10月5日，晏朋荣因不想出资立碑和打核桃的事与晏朋魁、晏朋超发生争执，晏朋魁、晏朋超、陈国秀喊他到晏朋超家，准备用暴力手段“解决”晏朋荣。经过李朝安做工作，陈国秀等人决定用法律手段制裁晏朋荣。
　　8.证人夏平山（被害人晏国奉的外甥）的证言：案发后，陈国秀告诉夏平山凶手有晏朋荣那么高那么胖，夏问是不是晏朋荣，陈国秀只是哭，他一直怀疑晏朋荣是凶手。2009年10月，夏平山专门去问陈国秀，陈说晏朋荣是凶手。晏国奉与晏朋荣为家产打了几次架，经晏朋荣娶的第二个媳妇（姓徐）做调和工作，二人的关系缓和了。晏朋荣媳妇死后，晏国奉念在孙子情面上，二人关系好了一段时间，没再听到他俩有矛盾。
　　9.证人胡后松、胡后林（被害人晏国奉的邻居）的证言：2006年6月14日早上，听说晏国奉被人打死了。周围的人都认为晏国奉有钱。晏国奉死前多年与晏朋荣的关系一直都好，只是在很早以前，晏朋荣结婚后分家与晏国奉为财产曾扯皮打过架。
　　10.证人黄显桂（巫山县福田镇双凤村村民）的证言：2006年6月13日下午一点钟左右，黄显桂在巫山县福田镇双凤村2组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身高大约一米六几，上身穿着一件黄色衬衣，背着一个黑色的挎包，右手拿着一把黑色的短伞，从龙王淌方向朝福田方向走去。她在镇上从没见过这人。
　　11.证人向昌存（巫山县双龙镇龙王村一副食店店主）的证言：2006年6月21日前一周左右的一个上午，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来副食店买了双蓝白相间线织的手套，手套的手背是白色的，手心是蓝色的、有很多胶制的小颗粒，手套口是黄色的。那人朝巫山福田镇方向走了。
　　12.被害人陈国秀的多次陈述。
　　（1）2006年案发后陈述：2006年6月13日晚，突然有个人走到她和晏国奉睡的房里，左手拿电筒照着他们，让把钱拿出来，还对晏国奉说，“你以前当干部整了人，我是来报仇的”。然后，那人揭开晏国奉的铺盖，右手持一根2尺多长、小酒杯粗细的棒棒朝晏国奉头上、身上打，接着用一把18到19厘米长的小刀朝晏国奉头上戳了几下，晏国奉受伤后在床上哼。那人又用棒棒打了她额头一棒，当时就出了血，她左手小臂骨头也被打断了。那人喊给200元钱，就放他们一条生路，最后她才说箱子里有200元钱。那人在屋里翻箱倒柜搜了一会儿，又用绳子把她的双脚捆住，还把晏国奉拖到床边用绳子捆住双脚，后来就走了。不久，晏国奉死了。案发当天下午三四点钟，有个三十来岁的人来问她是不是晏朋超家里人，她说是，那人说他和晏朋超一起卖过衣服，问晏朋超是否在家，得知晏朋超当天不回来就走了。那人打着一把黑伞，挎着一个蓝色帆布小包，比凶手的脸长一些，身高、年龄、体形、口音差不多，不能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人。
　　（2）2009年10月10日陈述：凶手来到她面前，问她钱在哪里，听声音像她大儿子晏朋荣。那人掐她颈部时，她看清面部，那人就是晏朋荣。
　　（3）2010年1月8日陈述：凶手掐她颈部时，她看见那人帽子下的脸轮廓极像她大儿子晏朋荣，那人一说话，她就明白是晏朋荣。晏国奉与晏朋荣为分家争山、争田发生矛盾，晏朋荣的媳妇徐世琼自杀后，晏朋荣说是晏国奉他们整的，要杀死他们。晏朋荣平时做农活和拿筷子都用左手。
　　（4）2010年2月26日，陈国秀经辨认，确认从案发现场提取的木棒就是晏朋荣打死晏国奉、打伤她的作案工具。
　　13.被告人晏朋荣庭审前的供述：多年前，他结婚后与晏国奉分家，因晏国奉分家产不公平，他一直有意见。妻子徐世琼自杀后，他认为此事与晏国奉有关系，所以恨晏国奉。2006年6月13日晚10点左右，两个孩子都睡了，他回到自己的老屋，找了一根锄头把，用锯子将木头坏的一头锯掉留在老屋，把其余的部分带着。因怕被别人发现，他找了一块黑布蒙住鼻子以下的部位，戴了一顶绿色软帽子、一双线手套，还拿了一个手电筒，一个挖勺。他从垮掉的堂屋进入晏国奉的房屋，先拿出堂屋桌子抽屉里的老虎钳剪断晏国奉卧室的电线，然后进去将晏国奉的被子掀开，左手拿锄头把乱打晏国奉头部，怕晏国奉没有死，用挖勺使劲挖晏国奉。陈国秀准备起来时，他朝陈国秀头部、手部各打了一棒。接着，他卡住陈国秀脖子，问钱在哪儿，陈国秀说在箱子中的一个小匣里，他将里面的钱全部拿出来放在衣兜里。因害怕陈国秀出去喊人，他又用一根绳子将陈国秀的双脚捆了起来，晏国奉一直躺在床上没有动。离开现场后，他将作案时穿的沾有血迹的鞋子、衣服都烧了，作案用的半截木棒留在了现场，被锯下的另一截木棒和作案用的手套留在自己家里。为了迷惑公安机关，他还把自己屋里箱子上的锁撬开。他是左撇子。
　　被告人晏朋荣庭审时辩解其没有杀害晏国奉。其辩护人提出，本案证据存在疑点，尚未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
　　某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公开审理后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晏朋荣杀害晏国奉、打伤陈国秀并劫取钱财的事实不清，证据之间存在的疑点和矛盾无法排除，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被告人晏朋荣无罪。
　　一审宣判后，公诉机关提出抗诉，某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
　　1.对证据存疑的案件如何审查
　　2.如何把握无罪案件的证据标准
　　三、裁判理由
　　（一）对证据存疑的案件的审查
　　1.对定案证据进行综合审查是基础
　　对定案证据进行综合审查，是证据审查的首要工作。实践中，对于一些证据存疑的案件，往往会先从具体问题人手进行审查。比如，纠结于犯罪动机是否合理、是否有他人参与作案等事实证据的审查，而忽视了对全部证据特别是定案证据的证据链条是否完整、整体的证明力是否确实、充分等进行综合审查。对于所有的案件，都应当首先审查各个证据与案件事实是否有客观联系，是否能够形成证据链条，该链条是否完整、合理、有逻辑性，从整体上判断全案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本案定案的关键证据是被害人陈国秀的陈述、晏朋荣的认罪供述、案发现场提取的凶器木棒以及在晏朋荣家提取的木棒和手套。经审查：
　　（1）陈国秀的前后陈述内容不一致，且有不合情理之处，与晏朋荣的供述在关键细节上存在明显差异，无法形成相互印证。
　　第一，陈国秀在2006年案发后的陈述中未指证凶手身份，而在2009年后的第一次陈述中则称看清了凶手面部，认出是晏朋荣。在此后的陈述中又称看见凶手帽子下脸的轮廓极像晏朋荣，凶手一说话，就知道是晏朋荣。陈国秀以上陈述变化明显，特别是判断凶手身份的依据前后不一，陈述形成情况不自然。而且，陈国秀陈述凶手称晏国奉以前当干部整了人，他是来报仇的，如果系晏朋荣为掩饰身份故意编造此节，那么他为何又面对面掐陈国秀颈部，不怕陈国秀看见容貌、听出声音，无法解释。第二，晏朋荣供述其蒙面作案，而陈国秀则称凶手没有蒙面。陈国秀陈述凶手右手持棒行凶，又反映晏朋荣习惯用左手；而晏朋荣供述其左手持棒行凶，供证矛盾明显。第三，陈国秀陈述晏国奉被打后一直在哼，凶手让她交出钱放他们一条生路，后来凶手从屋里取来两根棕绳捆上她和晏国奉的双脚。晏朋荣供述他用木棒使劲打晏国奉头部，怕晏国奉没有死，又用挖勺挖晏国奉，后来用绳子将陈国秀的双脚捆起来，晏国奉一直躺在床上没有动。对于是否捆了晏国奉的双脚，二人描述存在矛盾。第四，晏朋荣供述其将作案用的木棒遗留在现场，将事先锯下的木棒的另一截和作案时所戴手套留在家中，还把自己屋里箱子上的锁撬开，是为了制造假象避免被怀疑。事实上，将作案工具木棒的另一截放在家中，反而会增加作案嫌疑，晏朋荣在作案后即将所穿的衣服、鞋子及蒙面的黑布烧掉，却将作案用的木棒及该木棒的一截分别遗留在可建立关联关系的两处现场也不合情理。
　　陈国秀的陈述和晏朋荣的认罪供述是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陈国秀陈述前后不一，晏朋荣认罪后又翻供，而且晏朋荣的认罪供述与陈国秀的陈述之间在一些关键细节上也存在根本性的矛盾，不能据以认定基本案件事实。
　　（2）现场勘查发现的情况、尸体鉴定结论反映的被害人的伤情与陈国秀的陈述、晏朋荣的认罪供述反映的相关情况存在矛盾。
　　晏朋荣供述他用老虎钳将墙上的电线剪断，而现场勘查记载该电线是被扯断的；晏朋荣供述用锄把殴打晏国奉后，又用挖勺挖了晏国奉眼睛，但在现场只提取了锄把没有发现挖勺，且晏朋荣亦未交代该挖勺的去向；陈国秀陈述凶手用木棒殴打晏国奉后，接着用一把小刀朝晏国奉头上戳，尸体鉴定结论分析晏国奉头面部创口系棍棒类钝器打击所致，未记载晏国奉身上有锐器伤。虽然以上矛盾尚不足以直接影响定案，但却导致这些证据无法与陈国秀的陈述或晏朋荣的认罪供述形成印证，不但无法排除相关疑点，反而使这两项关键证据的客观性、证明力进一步下降。可见，本案定案的“根基”明显欠缺。
　　2.通过审查案件侦破经过反映的取证情况、证据之间的关系，是排除或确定证据间疑点的重要手段侦破经过在反映抓获被告人过程的同时，也反映了取证过程。向然、正常的侦破经过会基本反映出证据线索的来源、证据之间的关系和证据链形成的情况，有助于对取证情况形成整体印象，为最终的内心确信打下基础。而存在问题案件的侦破经过往往会出现线索脱节、内容不合情理而又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同样有助于我们发现全案证据链的缺陷，为判断具体证据的客观性提供参考性依据。
　　本案中，陈国秀对晏朋荣的指认是最有力的指控证据，而且陈国秀子女、亲友也证实听到陈国秀说晏朋荣是凶手，陈国秀所述其起初想“保护”晏朋荣，后“大义灭亲”的心理过程具有合理性，这一证据链条是案件侦破线索的主干，因此，这一证据链条能否被确认是定案的关键所在。经查：陈国秀在案发三年后揭发晏朋荣是凶手，并解释当时她想丈夫已经死了不想儿子坐牢。2009年由于晏朋荣不帮她打核桃，不愿意出钱给晏国奉立碑还扬言要收拾两个弟弟，她觉得晏朋荣良心不好，也不照顾她，才举报晏朋荣。后经走访调查，证人胡后林却证实，晏朋魁、晏朋超分得的核桃树当年无收成，二人就怂恿陈国秀收回分给晏朋荣的核桃树，晏朋荣为此没有帮陈国秀打核桃；晏朋荣不出钱立碑是因为与晏朋超有经济纠纷，并要晏朋魁、晏朋超分担到公安机关催办晏国奉被害一案支出的费用，而晏朋魁、晏朋超不认账。综上，陈国秀子女、亲友均是听陈国秀说晏朋荣是凶手，相关证言均系来源单一的传来证据，并无其他证据印证，虽数量众多，仍属于一种特殊的“孤证”，而且相关证据都是在案件侦破后提取，且存在胡后林证言这样的反证，证据链条表面完整却存在实质性缺陷。本案的侦破过程因此显得不自然，这必然会影响到对其他证据，特别是作为案件线索来源的陈国秀陈述客观性的认定。
　　3.对犯罪动机合理性、他人参与作案可能性等“干扰性”情节进行审查，是排除或确定证据间疑点的辅助手段
　　晏朋荣供述因分家、建房等问题与晏国奉产生矛盾，一直怀恨在心终至泄愤杀人，陈国秀和晏国奉子女、亲属也证实二人之间有矛盾，佐证了晏朋荣的供述。但是，陈国秀陈述凶手动手之前称因晏国奉以前当干部整人来报仇，后来又称只要交出钱就放他们一条生路，反映的劫财动机更明显；而且晏家的邻居证实晏朋荣与晏国奉先前曾有矛盾但案发前关系尚好，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此外，多年之前的一些家务矛盾能否促使晏朋荣产生杀害亲生父亲的动机，也令人生疑。综上，在晏朋荣翻供的情况下，并不能认定公诉机关指控晏朋荣杀害晏国奉、打伤陈国秀的动机。
　　实践中，在审查一些存在证据问题的案件时，往往会过多关注被告人的作案动机，把动机是否符合情理作为认定供述客观性、能否排除合理怀疑的重要依据，甚至把动机不合理直接作为不能排除的合理怀疑。这种认识有失偏颇，作案动机是犯罪人作案时的心理活动，是案件事实的一部分，主要依靠被告人的供述认定，如果被告人故意隐瞒，很难对其犯罪动机进行准确认定。因此，在有些案件中查不清犯罪动机是正常的，是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的差异在具体案件中的体现。能否查明动机，与案件是否构成“铁案”、犯罪事实是否清楚并无直接的关系。至于动机是否合理，更是我们站在一般人角度分析得出的结论，主观性很强，不足以作为产生怀疑的合理依据。
　　被害人陈国秀还陈述案发当天在其家附近有一陌生男子出现，证人黄显桂、向昌存反映的情况也佐证了此节，可认定案发前曾有一陌生男子在案发地附近活动。虽然陈国秀反映该男子与凶手在身高、年龄、体形、口音上相似，现场发现的手套与向昌存所证陌生男子所购手套特征相符，但是无证据证明该男子与本案的关系，不排除是一种巧合，还构不成“反证”。
　　由此可见，犯罪动机、他人参与作案的可能性等类似情节，对定案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并无直接影响。如果定案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被告人犯罪事实，这些情节的干扰作用自然消失。在本案中，其干扰作用更多体现在对内心确信的影响上，至多与案件事实中是否存在合理怀疑有关，对排除或确定证据间疑点只能起到辅助作用，不应夸大成影响定案的证据问题。
　　（二）对无罪案件的证据标准的把握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有罪判决的证明要求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事实清楚，是指凡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和情节，都必须查清，证据确实、充分是对定案证据质和量的总体要求。“确实”是质的要求，包括查证属实、与待证事实客观联系、与证明对象范围一致及证明力强等。“充分”是量的要求，首先要求能够收集、应当收集的证据均已依法收集，其次要求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均有相应证据证明，最后要求所有证据的总和足以使案件事实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排除其他一切可能。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可以总结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第一，有罪判决必须满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要求；第二，满足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要求必须达到客观真实并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第三，客观真实并排除合理怀疑具体体现为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形成封闭锁链并排除相互的冲突和矛盾，所证明的案件事实具有唯一性。
　　刑事案件的证明责任由指控人（公诉机关、自诉人）承担，被告人无须“自证无罪”，因此无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与有罪判决并不相同，只要指控证据未达到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简言之，只要存在被告人无罪的可能性，就表明关于有罪的证明至少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要求，即应考虑认定被告人无罪。换言之，对于无罪事实的证明并不需要达到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只要无罪事实存在，足以影响到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即可。
　　本案中，指控依据的核心证据是陈国秀的陈述、晏朋荣的认罪供述，这两项证据内容均前后不一，彼此之间在关键细节上也存在矛盾，无法形成印证。在案的其他证据反映的情况与该两项证据均存在明显矛盾，不能起到补强作用。特别是在晏朋荣翻供后，全案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晏朋荣无罪的可能性远大于有罪的可能性。据此，一、二审认定晏朋荣无罪是适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