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法〔2003〕167号
2003年11月13日

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印发，供参照执行；执行中有什么问题，请及时报告我院：
　　2003年11月13日

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关于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犯罪的主体
　　（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认定
　　刑法中所称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包括在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事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根据有关立法解释的规定，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乡（镇）以上中国共产党机关、人民政协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司法实践中也应当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认定
　　所谓委派，即委任、派遣，其形式多种多样，如任命、指派、提名、批准等。不论被委派的人身份如何，只要是接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工作，都可以认定为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如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在国有控股或者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工作的人员，应当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国有公司、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和股份有限公司新任命的人员中，除代表国有投资主体行使监督、管理职权的人外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三）“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认定
　　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在特定条件下行使国家管理职能；二是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公务。具体包括：（1）依法履行职责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依法懂行审判职责的人民陪审员；（3）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从事行政管理丁作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农村和城市基层组织人员；（4）其他由法律授权从事公务的人员。
　　（四）关于“从事公务”的理解
　　从事公务，是指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公务主要表现为与职权相联系的公共事务以及监督、管理国有财产的职务活动。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国有公司的董事、经理、监事、会计、出纳人员等管理、监督国有财产等活动，属于从事公务。那些不具备职权内容的劳务活动、技术服务工作，如售货员、售票员等所从事的工作，一般不认为是公务。
　　二、关于贪污罪
　　（一）贪污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
　　贪污罪是一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财产性职务犯罪，与盗窃、诈骗、抢夺等侵犯财产罪一样，应当以行为人是否实际控制财物作为区分贪污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对于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了虚假平帐等贪污行为，但公共财物尚未实际转移，或者尚未被行为人控制就被查获的，应当认定为贪污未遂：行为人控制公共财物后，是否将财物据为自有，不影响贪污既遂的认定。
　　（二）"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认定
　　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是指因承包、租赁、临时聘用等管理、经营国有财产。
　　（三）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共同非法占有单位财物行为的认定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与他人勾结，共同非法占有单位财物的行为，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定罪处罚。对于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有的，应当尽量区分主从犯，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司法实践中，如果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相当，难以区分主从犯的，可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四）共同贪污犯罪中“个人贪污数额”的认定
　　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个人贪污数额”，在共同贪污犯罪案件中应理解为个人所参与或者组织、指挥共同贪污的数额，不能只按个人实际分得的赃款数额来认定。对共同贪污犯罪中的从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共同贪污的数额确定量刑幅度，并依照刑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三、关于受贿罪
　　（一）关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认定
　　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担任单位领导职务的国家下作人员通过不属自己主管的下级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
　　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只要具有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时，根据他人提出的具体请托事项，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三）"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的认定
　　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指行为人与被其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在职务上虽然没有隶属、制约关系，但是行为人利用了本人职权或者地位产生的影响和一定的工作联系，如单位内不同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上下级单位没有职务上隶属、制约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有工作联系的不同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等。
　　（四）离职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行为的处理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离退休后收受财物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规定的精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五）共同受贿犯罪的认定
　　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取决于双方有无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其近亲属以受贿罪共犯论处：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构成受贿罪共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指定他人将财物送给其他人。构成犯罪的，应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六）以借款为名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财物行为的认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借为名向他人索取财物，或者非法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受贿。具体认定时，不能仅仅看是否有书面借款手续，应当根据以下因素综合判定：（1）有无正当、合理的借款事由；（2）款项的去向；（3）双方平时关系如何、有无经济往来；（4）出借方是否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谋取利益；（5）借款后是否有归还的意思表示及行为；（6）是否有归还的能力；（7）未归还的原因；等等。
　　（七）涉及股票受贿案件的认定
　　在办理涉及股票的受贿案件时，应当注意：（1）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股票，没有支付股本金，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受贿罪的，其受贿数额按照收受股票时的实际价格计算。（2）行为人支付股本金而购买较有可能升值的股票，由于不是无偿收受请托人财物，不以受贿罪论处。（3）股票已上市且已升值，行为人仅支付股本金，其“购买”股票时的实际价格与股本金的差价部分应认定为受贿。
　　四、关于挪用公款罪
　　（一）单位决定将公款给个人使用行为的认定
　　经单位领导集体研究决定将公款给个人使用，或者单位负责人为了单位的利益，决定将公款给个人使用的，不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上述行为致使单位遭受重大损失，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对责任人员定罪处罚。
　　（二）挪用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行为的认定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的规定，“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认定是否属于“以个人名义”，不能只看形式，要从实质上把握。对于行为人逃避财务监管，或者与使用人约定以个人名义进行，或者借款、还款都以个人名义进行，将公款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应认定为“以个人名义”。“个人决定”既包括行为人在职权范围内决定，也包括超越职权范围决定。“谋取个人利益”，既包括行为人与使用人事先约定谋取个人利益实际尚未获取的情况，也包括虽未事先约定但实际已获取了个人利益的情况、其中的“个人利益”，既包括不正当利益，也包括正当利益；既包括财产性利益，也包括非财产性利益，但这种非财产性利益应当是具体的实际利益，如升学、就业等：
　　（三）国有单位领导向其主管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下级单位借公款归个人使用的认定
　　国有单位领导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指令具有法人资格的下级单位将公款供个人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行为，构成犯罪的，应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
　　（四）挪用有价证券、金融凭证用于质押行为性质的认定
　　挪用金融凭证、有价证券用于质押，使公款处于风险之中，与挪用公款为他人提供担保没有实质的区别．符合刑法关于挪用公款罪规定的，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挪用公款数额以实际或者可能承担的风险数额认定。
　　（五）挪用公款归还个人欠款行为性质的认定
　　挪用公款归还个人欠款的，应当根据产生欠款的原因分别认定属于挪用公款的何种情形。归还个人进行非法活动或者进行营利活动产生的欠款，应当认定为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或者进行营利活动。
　　（六）挪用公款用于注册公司、企业行为性质的认定
　　申报注册资本是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作准备，属于成立公司、企业进行营利活动的组成部分：因此，挪用公款归个人用于公司、企业注册资本验资证明的，应当认定为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
　　（七）挪用公款后尚未投入实际使用的行为性质的认定
　　挪用公款后尚未投入实际使用的，只要同时具备“数额较大”和“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挪用公款罪，但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八）挪用公款转化为贪污的认定
　　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挪用公款是否转化为贪污，应当按照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具体判断和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
　　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行为人“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对其携带挪用的公款部分，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2．行为人挪用公款后采取虚假发票平帐、销毁有关帐目等手段，使所挪用的公款已难以在单位财务帐目上反映出来，且没有归还行为的，应当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3．行为人截取单位收入不入帐，非法占有，使所占有的公款难以在单位财务帐目上反映出来，且没有归还行为的，应当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4．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有能力归还所挪用的公款而拒不归还，并隐瞒挪用的公款去向的，应当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五、关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一）行为人不能说明巨额财产来源合法的认定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不能说明”，包括以下情况：（1）行为人拒不说明财产来源；（2）行为人无法说明财产的具体来源；（3）行为人所说的财产来源经司法机关查证并不属实；（4）行为人所说的财产来源因线索不具体等原因，司法机关无法查实，但能排除存在来源合法的可能性和合理性的。
　　（二）"非法所得”的数额计算
　　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规定的“非法所得”，一般是指行为人的全部财产与能够认定的所有支出的总和减去能够证实的有真实来源的所得。在具体计算时，应注意以下问题：（1）应把国家工作人员个人财产和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财产、支㈩等一并计算，而且一并减去他们所有的合法收入以及确属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个人的非法收入；（2）行为人所有的财产包括房产、家具、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及股票、债券、存款等动产和不动产；行为人的支出包括合法支出和不合法的支出，包括日常生活、工作、学习费用、罚款及向他人行贿的财物等；行为人的合法收入包括工资、奖金、稿酬、继承等法律和政策允许的各种收入；（3）为了便于计算犯罪数额，对于行为人的财产和合法收入，一般可以从行为人有比较确定的收入和财产时开始计算。
　　六、关于渎职罪
　　（一）渎职犯罪行为造成的公共财产重大损失的认定
　　根据刑法规定，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渎职犯罪是以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为构成要件的。其中，公共财产的重大损失，通常是指渎职行为已经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在司法实践中，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虽然公共财产作为债权存在，但已无法实现债权的，可以认定为行为人的渎职行为造成了经济损失：（1）债务人已经法定程序被宣告破产；（2）债务人潜逃，去向不明；（3）因行为人责任，致使超过诉讼时效；（4）有证据证明债权无法实现的其他情况；
　　（二）玩忽职守罪的追诉时效
　　玩忽职守行为造成的重大损失当时没有发生，而是玩忽职守行为之后一定时间发生的，应从危害结果发生之日起计算玩忽职守罪的追诉期限。
　　（三）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渎职犯罪的法律适用
　　对于1999年12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实施以前发生的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渎职行为（不包括徇私舞弊行为），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不能按照刑法修正案追究刑事责任。
　　（四）关于“徇私”的理解
　　徇私舞弊型渎职犯罪的“徇私”应理解为徇个人私情、私利-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了本单位的利益．实施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法发〔2008〕33号
2008年11月21日

　　为依法惩治商业贿赂犯罪，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结合办案工作实际，现就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商业贿赂犯罪涉及刑法规定的以下八种罪名：（1）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2）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3）受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4）单位受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条）；（5）行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6）对单位行贿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一条）；（7）介绍贿赂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条）；（8）单位行贿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
　　二、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其他单位”，既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常设性的组织，也包括为组织体育赛事、文艺演出或者其他正当活动而成立的组委会、筹委会、工程承包队等非常设性的组织。
　　三、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包括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国有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
　　四、医疗机构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在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采购活动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销售方财物，或者非法收受销售方财物，为销售方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医疗机构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医疗机构中的医务人员，利用开处方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销售方财物，为医药产品销售方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五、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在教材、教具、校服或者其他物品的采购等活动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销售方财物，或者非法收受销售方财物，为销售方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教师，利用教学活动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教材、教具、校服或者其他物品销售方财物，为教材、教具、校服或者其他物品销售方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六、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竞争性谈判采购中谈判小组、询价采购中询价小组的组成人员，在招标、政府采购等事项的评标或者采购活动中，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竞争性谈判采购中谈判小组、询价采购中询价小组中国家机关或者其他国有单位的代表有前款行为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七、商业贿赂中的财物，既包括金钱和实物，也包括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如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券）、旅游费用等。具体数额以实际支付的资费为准。
　　八、收受银行卡的，不论受贿人是否实际取出或者消费，卡内的存款数额一般应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使用银行卡透支的，如果由给予银行卡的一方承担还款责任，透支数额也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
　　九、在行贿犯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行贿人谋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政策规定的利益，或者要求对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
　　在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商业活动中，违背公平原则，给予相关人员财物以谋取竞争优势的，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
　　十、办理商业贿赂犯罪案件，要注意区分贿赂与馈赠的界限。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全面分析、综合判断：
　　（1）发生财物往来的背景，如双方是否存在亲友关系及历史上交往的情形和程度；
　　（2）往来财物的价值；
　　（3）财物往来的缘由、时机和方式，提供财物方对于接受方有无职务上的请托；
　　（4）接受方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提供方谋取利益。
　　十一、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收受他人财物，构成共同犯罪的，根据双方利用职务便利的具体情形分别定罪追究刑事责任：
　　（1）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2）利用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3）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追究刑事责任，不能分清主从犯的，可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两高就关于商业贿赂案件司法解释答记者问

　　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有关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这是依法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维护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秩序，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社会风气好转的重要举措，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为帮助广大读者深入理解和掌握《意见》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制定《意见》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答：近年来，商业贿赂在一些领域和行业滋生繁衍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严重危害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危害党风廉政建设和社会风气。中央审时度势，决定部署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做好这项工作，既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维护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秩序的必然要求，也是预防与惩治腐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06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对刑法有关商业贿赂犯罪的条款作了补充修改和完善，为司法机关及时有效惩治此类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由于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仍然面临许多法律适用疑难问题，实践中因有关定罪量刑标准不明确而影响案件办理的情形也时有发生。对于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商业贿赂犯罪的严重危害，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非常关注，迫切希望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结合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要求，在深入调研、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该《意见》。
　　《意见》的制定和实施顺应了社会发展要求，适应了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有利于依法惩治商业贿赂犯罪活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社会风气的好转，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问：《意见》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当前，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面临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较多，《意见》主要规定了七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明确了商业贿赂犯罪的范围；二是在明确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其他单位”范围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的认定；三是明确了医药购销、工程建设、政府采购等领域中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责任，特别是对医生“开单提成”等群众反映强烈的贿赂行为的定性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四是明确了商业贿赂犯罪的犯罪对象及其数额的认定；五是明确了商业贿赂犯罪中不正当利益的认定；六是区分了商业贿赂犯罪罪与非罪的界限；七是明确了商业贿赂犯罪共同犯罪的处理依据。
　　问：如何理解商业贿赂犯罪的范围？
　　答：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开展之初，对商业贿赂犯罪的范围存在不同认识，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专项治理工作的开展及其效果。从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及专项治理工作的要求看，商业贿赂犯罪并不局限于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而是涉及刑法规定的全部八种贿赂犯罪。因此，《意见》对此予以明确，有利于专项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及良好效果的实现。
　　问：如何认定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
　　答：《刑法修正案（六）》将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犯罪的主体范围扩大到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从而使“其他单位”的认定问题成为认定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工作人员的基础性问题。一般意义上讲，单位是相对于自然人的组织体，但并非所有的组织体都属于刑法中的单位。从司法实践看，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中的“其他单位”，既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常设性的组织，也包括为组织体育赛事、文艺演出或者其他正当活动而成立的组委会、筹委会、工程承包队等临时性的组织。这里的单位不包括从事非正当活动的组织。据此，《意见》第二条对“其他单位”的范围作了明确界定。
　　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的工作人员虽然都有一定的职务，具有职务上的便利，但所从事的事务并非全都属于公务，其职务便利有履行公务的职务便利和非履行公务的职务便利之分，因而就其主体身份而言，国有单位中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属于非国家工作人员。《意见》第四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从文义上讲，其他国有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国有事业单位、国有社会团体等单位。
　　问：当前，医药购销、工程建设、政府采购等领域中商业贿赂犯罪比较突出，群众反映强烈，《意见》对此是如何规定的？
　　答：当前，在一些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如医疗、教育、招投标等领域，严重危害群众利益的商业贿赂犯罪较为突出，如医生“开单提成”，收受医药产品销售方以各种名义给予的回扣，学校中教师在教材、教具、校服或者其他物品采购中收受回扣，评标委员会组成人员在评标中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等，群众反映强烈。依法严惩这些领域内的商业贿赂犯罪行为，是专项治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发生在这些领域内的商业贿赂犯罪情况比较复杂，特别是相关责任人员的主体身份，理论上和实践中均存在不同认识。针对这些情况，《意见》区分不同情形，分别作出规定。特别是针对实践中分歧较大的问题，明确了医务人员、教师、评标委员会等组成人员构成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根据《意见》规定，医疗机构中的医务人员，利用开处方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销售方财物，为医药产品销售方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教师，利用教学活动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教材、教具、校服或者其他物品销售方财物，为教材、教具、校服或者其他物品销售方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竞争性谈判采购中谈判小组、询价采购中询价小组的组成人员，在招标、政府采购等事项的评标或者采购活动中，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问：如何理解贿赂的范围及其数额的认定？
　　答：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贿赂的手法呈现出不断翻新的趋势。一些人为了规避法律，采用货币、物品之外的方式贿赂对方，有的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券）、旅游服务等，有的通过虚设债权、减免债务等方式增加对方的财产价值等。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贿赂犯罪由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权色交易，用设立债权、无偿劳务、免费旅游等财物以外的财产性利益以及晋职招工、迁移户口、提供女色等非财产性利益进行贿赂的案件频繁发生。对这样一些案件特别是采用非财产性利益进行贿赂的案件能否认定贿赂犯罪，理论上和实践中均存在不同认识。为适应新形势下惩治贿赂犯罪的客观需要，参酌我国加入的有关国际公约规定，综合考虑我国国情和司法操作的实效性，《意见》将贿赂的范围由财物扩大至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的数额认定，以实际支付的资费为准。收受银行卡的，不论受贿人是否实际取出或者消费，卡内的存款数额一般应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使用银行卡透支的，如果由给予银行卡的一方承担还款责任，透支数额也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
　　问：如何认定行贿犯罪中的“不正当利益”？
　　答：1999年“两高”在《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中对“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认定作了规定。这为司法实践正确认定“不正当利益”以打击行贿犯罪提供了依据。但是，由于社会背景的原因，该通知所规定的“不正当利益”的范围相对较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已不能全面反映有关领域中的实际情况，有些谋取与通知规定的利益本质相同、同样具有不正当性的利益的行为不能得到正确的认定与处理，实践中对此反映较为强烈。为适应惩治贿赂犯罪的客观需要，有必要对不正当利益的范围做适当的调整，即在原通知认为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以及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有关单位提供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属于不正当利益之外，增加规定谋取违反规章、政策规定的利益，或者要求对方违反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的亦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同时《意见》还特别增加规定，在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商业活动中，违背公平原则，给予相关人员财物以谋取竞争优势的，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
　　问：如何正确区分贿赂与亲友正当馈赠的界限？
　　答：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崇尚礼尚往来，法律并不禁止亲友之间的正当馈赠行为。然而，一些犯罪分子在实施贿赂犯罪的时候，借馈赠之名而行贿赂之实，并以馈赠正当为其行为辩解。为正确区分贿赂与亲友正当馈赠，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意见》主要从以下几个因素的结合上进行区分：（1）发生财物往来的背景，如双方是否存在亲友关系及历史上交往的情形和程度；（2）往来财物的价值大小；（3）财物往来的缘由、时机和方式，提供财物方对于接受方有无职务上的请托；（4）接受方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提供方谋取利益。
　　问：如何正确认定商业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
　　答：司法实践中，商业贿赂犯罪常常以共同犯罪的形式出现，特别是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收受他人财物的情形时有发生。对于商业贿赂犯罪共同犯罪的认定与处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共同收受他人财物的如何追究刑事责任。《意见》区分了商业贿赂犯罪共同犯罪的三种情形，根据双方利用职务便利的具体情形分别定罪追究刑事责任：一是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二是利用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三是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追究刑事责任，不能分清主从犯的，可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2000年05期】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诉成克杰受贿案

　　【争议焦点】
　　对他人利用行为人职权单独出面收受贿赂的，行为人明知仍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是否构成共同受贿？
　　【案例要旨】
　　《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即构成受贿罪。第二十五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的，认定为共同犯罪。因此，对他人利用行为人职权的便利单独出面联络并收受贿赂，行为人在明知的情况下仍然帮助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的财物实际上归行为人和他人共同占有的，可以认定二人主观上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客观上共同实施了受贿的行为，构成共同受贿。《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这在法律上明确了一般自首的两个构成要件：“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其中“自动投案”是自首成立的首要条件。因此，行为人在群众揭发、有关涉案人员已作如实供述等情形下，迫于形势才逐步交代自己受贿的部分事实的，不属于自动投案，自然也不构成自首。
　　成克杰受贿案
　　法公布（2000）第33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2000）刑复字第214号
　　被告人成克杰，男，1933年11月13日出生，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林县人，大学文化，原系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曾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新城区新城所七星路片区党委大院七星路128号。2000年4月25日被逮捕。现在押。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被告人成克杰犯受贿罪一案，于2000年7月31日以（2000）一中刑初字第148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成克杰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被告人成克杰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0年8月22日以（2000）高刑终字第43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本院核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复核，全面审查了一审判决、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是否正确；被告人犯罪的情节、后果和危害程度，有无法定、酌定从轻、减轻或者从重处罚的情节；是否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二审审判程序是否合法。
　　合议庭评议后，经审判委员会第1128次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现已复核终结。
　　经复核查明：被告人成克杰与其情妇李平（香港居民，另案处理）于1993年底商议各自离婚后结婚，并商定先赚钱后结婚，利用成克杰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以备婚后使用。1994年初至1997年底，成克杰从李平处得知，如帮助广西银兴实业发展公司（以下简称银兴公司）承建南宁市江南停车购物城工程和广西民族宫工程及解决建设资金等，可获得“好处费”，便接受银兴公司负责人周坤的请托，利用职权，将银兴公司划归自治区政府办公厅管理；将南宁市江南停车购物城工程交由银兴公司承建，并要求自治区计委尽快为该工程立项；指示南宁市政府向银兴公司低价出让该工程85亩用地；将广西民族宫工程交由银兴公司与自治区民委共同开发建设，并将该项目法人由原定的自治区民委改为银兴公司；多次要求中国建设银行广西分行、中国工商银行广西分行向银兴公司发放贷款共计人民币1亿元；指令自治区房改办公室将房改基金人民币2500万元违规借给银兴公司；两次批示自治区财政厅将财政周转金人民币5000万元借给银兴公司；为银兴公司向国家计委申请到项目补助款人民币1300万元。为此，李平经手收受银兴公司贿赂的人民币29211597元、港币804万元，将其中人民币1150万元付给为其转取贿赂款的港商张静海，并将收受贿赂款的情况告诉成克杰。在此期间，成克杰还伙同李平收受周坤贿赂的人民币、港币、美元、黄金钻戒、金砖、工艺品黄金狮子、劳力士手表等款物，合计人民币559428元，其中成克杰经手收受的款物合计人民币45．5万余元，均交由李平保管。
　　1994年7月至10月，成克杰从李平处得知，如帮助广西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下属的广西桂信实业开发公司联系到贷款，可获得“好处费”，便接受上述两家公司的请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求中国建设银行广西分行和中国银行广西分行分别向上述两家公司发放贷款计人民币1600万元。贷款均由广西桂信实业开发公司使用。为此，李平经手2次收受广西桂信实业开发公司贿赂的人民币共计60万元，并将收受贿赂款的情况告诉成克杰。
　　1997年7月，成克杰从李平处得知，铁道部隧道工程局通过广西桂隆经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新民联系承建岩滩水电站库区排涝拉平隧洞工程，如帮助铁道部隧道工程局承建到该工程，可获得“好处费”，便接受请托，利用职权，指令自治区移民办将该工程交由铁道部隧道工程局承建；在得知该工程已通过招标确定承建单位后，又直接干预招标工作，违规改变招标结论，使本应承建标的较低的上游段工程的铁道部隧道工程局，承建到了标的较高的下游段工程。
　　为此，李平经手收受铁道部隧道工程局通过刘新民贿赂的人民币180万元，并将收受贿赂款的情况告诉成克杰。
　　1994年初至1997年4月，成克杰通过李平接受甘维仁的请托，利用职权，使甘维仁由广西合浦县副县长先后晋升为广西北海市铁山港区区长、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为此，李平经手4次收受甘维仁贿赂的人民币27万元，并将收受贿赂款的情况告诉成克杰。此外，1996年初至1997年2月，成克杰还接受北海市公安局海城分局原局长周贻胜和自治区计委服务中心原主任李一洪的请托，利用职权，向有关部门推荐周贻胜担任北海市公安局局长，使李一洪晋升为自治区政府驻京办事处副主任。为此，成克杰收受周贻胜贿赂的美元3000元、李一洪贿赂的人民币1．8万元，收受的3000美元交给李平保管。
　　综上，成克杰单独或伙同李平收受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41090373元，案发后，已全部追缴。一审判决、二审裁定认定的上述事实，有一审开庭时宣读、出示、质证并查证属实的证人证言、物证、书证、鉴定结论等证据证实，被告人成克杰亦曾供述。以上证据已在一审判决书中分项列述，确实、充分，足以认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成克杰在担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191民政府主席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李平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已构成受贿罪。成克杰与李平共谋为各自离婚后结婚聚敛钱财，由李平出面与请托人联系请托事项并收取贿赂款，由成克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在承接工程、解决资金、职务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成克杰主观上具有与李平共同收受贿赂的故意，客观上具有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李平共同收受贿赂的行为，因此，成克杰的行为具备了共同受贿犯罪的主客观要件。成克杰、李平共同受贿的款物由李平保管，其中大部分款物由李平经手收受，这是二人共同受贿犯罪的分工，这些款物未由成克杰经手收受和保管，并不影响对成克杰受贿犯罪的认定。成克杰作为高级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权钱交易，收受巨额贿赂，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严重侵害了国家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严重损害了国家公职人员的声誉，严重破坏了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虽然成克杰曾表示愿意将受贿赃款退回，但本案的赃款是在李平的配合下被追缴的，成克杰的退赃表示，对本案赃款的追缴未起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且赃款的追缴，并不能挽回成克杰的受贿行为对国家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由此产生的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成克杰不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一审判决、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
　　一、二审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核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0）高刑终字第434号维持一审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成克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裁定。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刘家琛审判员任卫华审判员高贵君二000年九月七日书记员韩晋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