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5号】张传勇贩卖毒品案——对以非接触方式交易毒品且被告人拒不供认的案件，如何综合运用间接证据定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传勇，男，1987年12月15日出生。因涉嫌犯贩卖毒品罪于2014年12月12日被逮捕。
　　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张传勇犯贩卖毒品罪，向江山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张传勇辩称其未实施指控的犯罪行为。其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贩卖毒品行为由张传勇实施，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张传勇的指控不能成立。
　　江山市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2014年8月，被告人张传勇在浙江省江山市通过其持有的江山移动短号为758729的手机贩卖甲基苯丙胺（冰毒）。购毒人员电话联系该短号求购毒品后，张传勇将其控制的他人名下的尾号为7476的农业银行账号发送给对方，要求对方按照400元/克的价格汇入购毒款。张传勇将自己的号码为15973533913的手机与该账户进行绑定，其收到毒资入账的短信通知后，通过上述短号发送短信通知对方到藏毒地点取走毒品。至案发时，尾号为7476的农业银行账户共转入4.9万元，除其中一笔400元由福建省一银行柜台存入外，其余款项均系在江山市通过ATM机存入现金或转账。该账户内共有4.405万元通过网银转至张传勇名下的另一农业银行账户内。综上，张传勇共收到毒资4.86万元，折合贩卖甲基苯丙胺121.5克。
　　江山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张传勇明知是毒品而进行贩卖，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本案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证明其贩卖毒品的事实。对公诉机关的指控予以支持，张传勇的相关辩解及其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依据不足，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以被告人张传勇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万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张传勇以原判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提出上诉。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认为，多名购毒者的证言证明，购买毒品需首先拨打短号为758729的手机，与一名外地人联系，然后将购毒款打入农业银行尾号为7476的账户，并根据对方发回的短信至藏毒地点取走毒品。相关通信客户详单、机主信息及通话、短信记录等书证、鉴定意见与上述证人证言相印证，足以认定短号为758729的手机、农业银行尾号为7476的账户用于贩毒。同时，根据上述手机系从张传勇身上扣押、上述账户由张传勇参与申请开户并与其另一部手机绑定、上述账户中有4万余元通过网银转至张传勇名下的另一账户等事实，足以认定张传勇实施了贩卖毒品行为。其所作无罪辩解前后矛盾，且明显不符合常理。张传勇及其辩护人所提相关意见不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15年8月6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
　　对于采取非直接接触方式交易毒品，且被告人“零口供”的贩卖毒品案件，如何运用间接证据证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三、裁判理由
　　毒品犯罪隐蔽性较高，犯罪分子的反侦查意识也比较强，往往采取风险最小的作案方式，这给侦破、审判此类犯罪带来一定困难。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资讯交流及资金支付方式更加便捷，出现了一种新的更为隐蔽的交易方式，即非接触式交易。贩毒分子利用移动通信终端与购毒者商定交易细节、确认付款、通知对方取货，交易双方在时空上有一定的距离，在互相不知道身份、体貌特征的情况下即可完成毒品交易。对此类案件，侦查中很难获取同时指向交易双方的证据，购毒者也无法直接指证出售毒品的人，认定行为人的犯罪事实有更大难度。本案就是一起典型的以非接触式交易方式实施的毒品犯罪。被告人张传勇将一定数量的毒品放置于隐蔽处，购毒者通过手机短信约购毒品并将购毒款汇入张的银行账户后，张传勇再以短信等方式告知购毒者藏毒位置，由购毒者自行取走毒品，俗称“打卡埋雷”。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对能否根据在案证据认定张传勇构成贩卖毒品罪，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无同时指向交易双方的关联性证据，购毒者无法指证张传勇系售毒者，张传勇本人亦否认实施贩毒行为，认定其构成贩卖毒品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有较好的间接证据证实相关交易环节，且间接证据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足以认定张传勇实施了贩毒行为。我们同意第二种意见，具体分析如下：
　　（一）根据多名购毒人员的证言及相关书证，可以认定短号为758729的手机和尾号为7476的农业银行账户被用于毒品犯罪
　　本案中，周某某、徐某等大量购毒者的证言均证实，购毒人员首先拨打短号为758729的手机，与一名外地人联系（张传勇系湖南省临武县人），商定交易内容后将购毒款打入该人提供的尾号为7476的农业银行账户，再根据对方发回的短信到藏毒地点取毒品，价格是每克400元。相关通信客户详单、机主信息及通话、短信记录等证实的短号为758729的手机通话情况，与上述证人证言相印证。同时，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实，尾号为7476的农业银行账户开户后三个月内共入账191笔，总金额4.9万元，每笔金额均为200元至800元的整数，其中188笔均在江山市区通过ATM机现金存入，2笔系转账（来自购毒人员胡某某）。该账户每笔入账的金额与购毒人员证实的毒品价格相对应，除福建省存入的400元外，汇款来源皆有据可查。绝大部分入账资金系通过ATM机现金存入的情节，也符合毒品交易中购毒人员欲隐瞒身份，避免留下交易痕迹的特点。综合上述证据，足以认定短号为758729的手机和尾号为7476的农业银行账户被用于贩卖毒品，该手机及账户的实际控制人应系贩毒行为人。
　　（二）根据在案证据，足以认定被告人张传勇系短号为758729的手机和尾号为7476的农业银行账户的实际控制人，该账户所涉毒品交易均由张传勇实施
　　公安人员抓获被告人张传勇时从其身上扣押两部手机，一部号码为短号758729，其中提取到若干求购毒品的短信，另一部号码为15973533913，其中提取到尾号为7476、5414的两个农业银行账户余额变动提示短信。相关银行资料显示，尾号为7476的账户开户人系刘某某，绑定的手机号为张传勇使用的15973533913.张传勇亦认可其与刘某某一起到银行，用刘某某的身份证办卡的事实，并供称由其填写申请开户单，刘某某作为申请人签字。同时该账户中几乎全部款项分19笔转入张传勇名下的尾号为5414的农业银行账户，ATM机监控视频证实张传勇多次从尾号为5414的农业银行账户中取款。结合从张传勇处扣押的两部手机中存储的相关短信内容分析，可以认定短号为758729的手机和尾号为7476的农业银行账户均由张传勇实际控制，且被其用于毒品交易。
　　被告人张传勇在拒不交代犯罪事实的同时，辩称短号为758729的手机和尾号为7476、5414的农业银行账户均与其无关。首先，对短号为758729的手机的来源，张传勇先后有“不知道是谁的，我没有这个手机”“来江山时，身上就有三部手机（包括短号758729手机）”“路边捡来的”等多种辩解，辩解内容前后不一，而且其在被抓获时还刻意隐藏该手机，说明张对该手机可能会成为对其不利的证据有明确认识，其关于手机来源的辩解不足采信。其次，张传勇辩称“阿华”（身份不详）委托其办理尾号为7476的农业银行账户，该账户与其无关，且从未在江山市的农业银行ATM机上取过款，但不能对“阿华”委托其办理银行账户、该账户绑定张的手机号、该账户中的几乎全部资金均转入张的账户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释。其辩解不能形成合理疑点，也与相关视频监控资料证实的情节不符，不影响事实认定。
　　综上，本案系采用非接触式交易方式实施的毒品犯罪，缺乏直接指向被告人贩卖毒品的证据，但一、二审法院通过分析、梳理间接证据间的印证关系，认定在案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得出唯一结论，既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也有利于依法惩处此类毒品犯罪。
　　（撰稿：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罗志刚 唐海波 浙江省衢州市人民检察院 张思印 审编：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 马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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