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3号】徐云宝、郑献洋帮助伪造证据案——民事诉讼中当庭所作的虚假证言是否属于帮助伪造证据罪中的“证据”以及在庭审过程中对关键证据进行虚假陈述是否能够认定为帮助伪造证据罪中的“情节严重”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徐云宝，男，农民。2012年9月18日因涉嫌帮助伪造证据罪被逮捕。
　　被告人郑献洋，男，1973年11月9日出生，农民。2012年9月18日因涉嫌帮助伪造证据罪被逮捕。
　　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检察院以同案被告人蔡洪方犯妨害作证罪，被告人徐云宝、郑献洋犯帮助伪造证据罪，向江山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江山市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2002年6月9日，衢州奥科特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科特公司，法定代表人毛家泽）向同案被告人蔡洪方借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同）70万元，月息3分，其中2分的月息由毛家泽另行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到蔡洪方先生现金壹拾陆万捌仟元整，定于5月31日前归还，该款项在2003年5月31日归还期限内不计息。借款单位衢州奥科特食品有限公司，法人毛家泽”。之后，奥科特公司归还了该168000元款项，但借条没有取回。2008年7月，蔡洪方持上述16800元款项的借条，向衢江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奥科特公司归还借款168000元及利息311136元。同年8月13日，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奥科特公司辩称已归还该借款，且该借款已过诉讼时效，不同意调解。2008年9月，衢江区人民法院（2008）衢民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以该借款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蔡洪方的诉讼请求。蔡洪方不服该判决，向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在此期间，蔡洪方明知徐云宝、郑献洋和毛光明（另案处理）不知其向毛家泽催要168000元借款或者没有找到过毛家泽等而分别要求三人出庭作虚假证言，证明他们曾先后陪同其到毛家泽处找到毛家泽追讨该168000元债务，从而证明该借款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其中，蔡洪方还向徐云宝提供字条，要徐出庭作证时按照字条上的内容陈述。徐云宝、郑献洋和毛光明均表示同意。2009年2月6日二审开庭，徐云宝、郑献洋及毛光明按照蔡洪方的要求，分别出庭作证。其中，徐云宝在2008年6月（陪同蔡洪方去毛家泽办公室并进行了录音）之前未陪同蔡洪方向毛家泽催要过168000元债务，却当庭作证证明：2009年、2006年10月，其先后和蔡洪方找到毛家泽，听到毛家泽说这168000元借款肯定会还给蔡洪方的；郑献洋未见过毛家泽，也不知该168000元债务，却当庭作证证明：2009年4、5月，其和蔡洪方到毛家泽办公室催款，听到蔡洪方叫毛家泽把钱重新结算一下，168000元这笔快到时间了，能否再转一下，毛家泽说没必要转的，有钱肯定会还的；毛光明不知该168000元债务，却当庭作证证明：其多次陪蔡洪方到毛家泽处催款，第一次是在毛家泽办公室，第二次是2004年在饭店，之后又多次到毛家泽办公室，2006年春节前到毛家泽大姨家催过一次，2006年8月还催过一次，都是为了168000元这笔借款。经法庭调解，该案以（2009）浙衢商终字第1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奥科特公司于2009年2月6日前支付蔡洪方2万元款项，该款应当当场支付。
　　江山市人民法院认为，蔡洪方指使他人作伪证，侵犯了正常的司法秩序，其行为构成妨害作证罪；徐云宝、郑献洋受蔡洪方指使，帮助蔡在法庭上提供虚假证言，侵犯了正常的司法秩序，情节严重，其行均构成帮助伪造证据罪。郑献洋能
　　如实供述其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据此，依照《刑法》第207条第一款、第二款，第67条第三款之规定，江山市人民法院判决如下：1.同案被告人蔡洪方犯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2.被告人徐云宝犯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3.被告人郑献洋犯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一审宣判后，蔡洪方、徐云宝均不服，以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误为由分别提出上诉，请求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改判二人无罪。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的犯罪事实与原审相同。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蔡洪方指使他人在庭审中作伪证，其行为构成妨害作证罪；上诉人徐云宝和原审被告人郑献洋受他人指使，在庭审中提供虚假证言，严重侵害正常的司法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均构成帮助伪造证据罪。蔡洪方、徐云宝及辩护人所提二人均不构成犯罪，请求二审予以改判的辩解、辩护意见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不予采纳。郑献洋能如实供述其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刑事诉讼法》第225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
　　1.民事诉讼中当庭所作的虚假证言是否属于帮助伪造证据罪中的“证据”？
　　2.在庭审过程中对关键证据进行虚假陈述是否能够认定为帮助伪造证据罪中的“情节严重”？
　　三、裁判理由
　　本案审理过程中，对同案被告人蔡洪方的定罪量刑没有意见分歧，但对被告人徐云宝、郑献洋的行为是否成立帮助伪造证据罪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徐云宝、郑献洋在民事诉讼中当庭所作的证言不属于帮助伪造证据罪中的“证据”，且二人的行为尚达不到“情节严重的程度，不宜以帮助伪造证据罪定罪处罚；另一种意见认为，徐云宝、郑献洋在民事诉讼中当庭故意作伪证，严重扰乱正常的司法秩序，并造成对方当事人遭受实际财产损失，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其行为应当以帮助伪造证据罪追究刑事责任。我们赞同后一种意见。具体理由如下：
　　（一）民事诉讼中当庭所作的虚假证言属于帮助伪造证据罪中的“证据”
　　有观点认为，帮助伪造证据罪中，行为人所毁灭、伪造的证据，应当限于物证、书证、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与视听资料，转化为书面或者视听资料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该观点强调言词证据的物体化，非物体化的证据不属于本罪的证据范畴。我们认为，证人当庭所作的虚假证言属于帮助伪造证据罪中的“证据”。1.证人证言属于民事诉讼的法定证据类型之一，在民事案件对证据采证过程中证人当庭所作的证言效力高于物体化的证人证言，当庭所作虚假陈述对法官判断证据及认定事实的影响一般高于物体化的证人证言，所以帮助伪造物体化的证人证言可能成立犯罪，而当庭作虚假陈述的行为被排除在犯罪之外，不符合立法本意；2。证人当庭所作的证言是由法庭记录在案的，在经过书记员记录、庭审录音录像后也就转化成为了物体化的证人证言，其后庭审过程中当事人及代理人也是对该已转化证人证言进行质证，当庭所作证言与物体化的证人证言在本质上并无区别。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徐云宝、郑献洋受当事人蔡洪方的指使在民事案件庭审中作虚假证言并在庭审笔录上签字确认，本质上就是受当事人指使实施帮助其伪造证人证言的行为。
　　（二）在庭审过程中对关键证据进行虚假陈述属于帮助伪造证据“情节严重”
　　在妨害司法罪这一类型的犯罪中，一般是从行为对法益的侵害程度以及造成的结果等方面评价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例如，王作富教授、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主编的《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一书中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1）毁灭、伪造证据是否造成严重后果；（2）帮助毁灭、伪造证据是否是重要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足以影响罪与非罪的认定，此罪与彼罪的区分，足以影响量刑挡次和量刑幅度的升降；在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中足以影响当事人的诉讼成败或者使其诉讼利益受到重大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只要具备上述情形之一，即可认定为情节严重。我们认为，上述观点具有一定道理。对关键证据的虚假陈述，往往会严重扰乱人民法院的正常审判秩序，并严重侵害对方当事人的权益，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本案中，蔡洪方在一审以该借款已超过诉讼时效判决其败诉后，指使徐云宝、郑献洋等三人在二审中为其作虚假陈述以证明诉讼时效存在中断，二审胜败诉的关键在于诉讼时效，故徐云宝、郑献洋等人在二审中当庭所作的虚假证言，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对本案的最终裁判结果产生重大影响，故徐云宝、郑献洋等人所作的虚假证言属于本案定性的关键证据，对庭审秩序造成较大的破坏，严重影响到对方当事人的权益，应当认定为帮助伪造证据罪中的“情节严重”。
　　（三）对民事案件中提供虚假证据的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是维护正常司法秩序的必然要求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交流活动显著增加，在经济交往过程中产生的民事纠纷经常需要通过人民法院作出最终的裁决。在民事案件审判过程中，一个关键的证据往往决定着案件的胜败并对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然而，刑法第305条明确将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作伪证的行为排除在伪证罪之外。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如对在民事诉讼中作伪证的行为不能以帮助伪造证据罪进行规制，一方面必然会导致在民事诉讼中出庭帮助他人作伪证的行为大幅增加，甚至会滋生一帮以定向收取好处费为业的职业伪证人，如此将会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冲击；另一方面会导致在民事诉讼中出现大量真伪难辨的证人证言，大大增加民事庭审的复杂性，最终不仅影响民事案件的质量，也使民事诉讼的基本功能难以发挥。可见，将民事案件中部分提供虚假证据的行为纳人刑法调整范围，是维护正常司法秩序的必然要求。
　　综上，本案徐云宝、献洋伪证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对其行为以帮助伪造证据罪定罪处罚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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